嘉定十七年（1224年），赵扩驾崩，史弥远联同杨皇后假传宁宗遗诏，立赵贵诚为新帝，改名赵昀，是为宋理宗。赵昀继位的前十年都是在权相史弥远挟制之下，自己对政务完全不过问，自己则尊崇理学，纵情声色。史弥远因为有大功于宋理宗，所以荣宠至极，将国家货币发行权揽在手中，滥发纸币，致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史弥远掌权后，为了巩固地位，进而为所欲为，特意提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为党羽，其中最出名的是“四木三凶”。“四木”指的是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因为他们名字中都有一个“木”字。“三凶”则是指李知孝、梁成大、莫泽。他们紧紧跟随史弥远，为他排斥异己尽心尽力，大肆残害魏了翁、洪咨夔等忠良之臣，将朝廷祸害的乌烟瘴气，导致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国势日衰。
由于蒙古在北方地区的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赵昀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耻，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赵昀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但赵昀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结束了他独相二十六年的历史。次日以病危致仕，授两镇节度使，封会稽郡王，数日后去世，追封卫王，谥忠献。所赐号与秦桧谥号相同的忠献，并非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讨论谥号的礼官们，认为史弥远就是与秦桧属同一类人物，因为这在当时是士大夫们的某种共识。史弥远死后，赵昀才开始亲政。宋理宗担任皇帝并在逐渐亲政后，干了两件大事，而正是这两件大事，直接、间接地最终葬送了赵氏的南宋王朝。
绍定六年（1233年），赵昀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末帝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国灭亡。当时南宋朝廷的君臣没有认识到，真正灭金的主力是蒙古铁骑，南宋的兵力只不过是辅佐配合而已。当没有了金国这个缓冲地带后，南宋已经与更为强大的蒙古开始直接对话和冲突了。
战后，蒙古并没有向南宋兑现战前的承诺，而只是归还了河南境内陈州、蔡州以南部分的领土。但这也足以使宋理宗狂喜，为此，宋理宗还专门在太庙举行了隆重的庆贺仪式，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端平元年（1234年）三月，赵昀派人前往河南拜谒北宋皇陵，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不久，赵昀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
在这种骄躁的举国狂欢、忘乎所以的氛围中，进而产生了更加狂妄的念头。于是，有人提出，朝廷现在可乘蒙古军战后撤退之机，出兵收复三京（指北宋时的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府）。这个建议深深地打动了宋理宗的心。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
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赵昀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不久，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赵昀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
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宋蒙战争自此全面爆发。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赵昀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