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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怀清:新文学,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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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怀清

上世纪二十年代,按照胡适乐观地宣布的,新文学已经过了争辩论战的时代,进入到一个创造的时代了。换言之,新文学的合法性问题已经不再需要辩论了──白话被确定为国语,似乎确实宣告国语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国语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种全民文学以及全民文学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国文学中的阶层差别与阶层隔阂时代的终结?意味着一种文学的全民大团结与大平等?意味着「流行」不再是一个通俗文学和文化的代名词?或者说,意味着「流行文化」不再专属于大众?

关于上述问题,其实新文学并没有像胡适所宣告的那样,已经不再需要争辩论战了。事实上在不少人那里──甚至在那些肯定、鼓吹新文学者那里──新文学的「新」以及如何「新」等,依然是需要澄清或不断澄清的问题。

二十、三十年代的浦江清(一九○四一九五七),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尽管因为在东南大学读书以及与吴宓之间的师生关系,再加上一度参与到《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撰稿等工作之中,所以其文学思想也一度被视为与五四新文学派相反。其实,就在浦江清为吴宓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撰稿甚至在吴宓出国期间一度代理主编,但他也与持新文学立场的朱自清多有往来,而且与后来被视为「新感觉派」的重要小说家施蛰存,更是自发蒙时期就为好友的知交。这种与所谓的现代保守文学阵营和新文学阵营均有交往的复杂现象,其实就是新文学或旧文学在当时人事层面的一种真实处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就已经获得了全面的肯定或胜利,也不意味着新文学阵营的所有主张,都得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譬如,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一定程度上,五四新文学就是在得到世界文学的刺激启发才发生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学因此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洋派时尚」,也并非全部为人所认同接受。在《浦江清日记》中,曾记载其有意与友人办一杂志,「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名曰《逆流》。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他还毫不隐晦地指出,「我近日对于摩登主义恶感日深」。

什么是浦江清眼中的「摩登主义」呢?就在其同日日记中,还有一段文字,或许可谓为上述言论立场作一补充。「徐志摩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后北平《晨报》乃为出专刊一月,耸海内之听闻。青年男女莫不赞叹,以为伟大诗人,得未曾有,几以诗神爱神目之。呜呼!《逆流》不可以不出矣。」

徐志摩的为人为诗,对于古老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学和文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并不是以浦江清的个人意见为准绳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是徐志摩还是新诗,甚至于新文学,在胡适宣布了新文学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依然有不同的声音在。不过这并不是新文学的悲哀或不足,而当视为中国文学与思想之活力的一个现代标志。

浦江清上述对于新文学的批评,其实并不限于文学,其背后潜隐着的,是五四新文学的反对派对于西方现代文明之未来的预测批判。「如谓西洋诗歌小说皆已到绝境,西洋文化已到绝境。欧洲之工业革命只增加人类之痛苦,未丝毫增加快乐。工业立国非到资本主义不可,非到殖民地政策帝国主义不可。结果世界大战随时可发,此乃西洋文化走入歧途也」。这种思想,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并非少数。

其实,浦江清并不是只与新文学的反对派讨论旧文学与新文学。他的日记中不时见到与俞平伯、朱自清、梁遇春等新文学家杯盏之际的高论,「席上多能词者,谈锋由词儿昆曲,而皮簧,而新剧,而新文学」。浦江清当时在清华教授国文。据其日记记载,所选文为《庄子》四篇、《荀子》二篇、《韩非子》一篇、《墨子》一篇、唐人小说四篇、赋一篇、《汉宫秋》全剧、《杀狗劝夫》一折及今人小品语体散文十余篇。在这样的一个文本系统之中,来谈论新文学之新,这既是浦江清考察新文学的一个视角,也是他的新文学观的一个基本立场──浦江清谈新文学,也就是从这里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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