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海甸
我的书架上，曾置有署名齐放翻译的剧本，如《熙德》、《昂朵马格》（此两剧八十年代后分别收入《高乃依戏剧选》和《拉辛戏剧选》重新出版）、《罗曼．罗兰革命剧选》等等。买书和阅读均在六十年代初，信息极为匮乏，很难考证「齐放」是什么人。不过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译者通法语（尽管他也译苏联、罗马尼亚的作品）；第二，译者对戏剧有偏嗜。同样在六十年代初，我在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里，读到冯钟璞（宗璞）、陈莱译的缪塞的诗，从此留下了印象，但出版于一九六○年的《缪塞诗选》却一直没能买到。直到二○一一年，才从孔网淘到一册，原价六毛七的小书，现价一百二十大元。
十余年前，读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版），第五章「中旅保姆」一节，谈到陈绵其人，引起我的注意。陈绵，字伯早，福建闽侯人，其父为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绵早年毕业于北大，后赴法留学，入巴黎大学艺术学院攻读戏剧导演，获艺术博士。回国后曾任中国旅行剧团导演，又到中法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据邓云乡回忆，陈在家中与太太、女儿（邓文没说清楚是与哪位太太哪位女儿，因为他有两位太太，两位女儿）都讲法语，与法籍的二太太吵架，更是满口法语。他的大女儿陈征（原文如此）莱，女师大法语系毕业，解放后在文艺大楼作法文翻译，《可尊敬的妓女》就是她翻的，可是遭遇不幸，也早死了。据邓语焉不详的暗示，陈绵北京沦陷期间虽被日本人抓过两次，但也有「落水」之嫌，不但在五六十年代其罪难绾，就是在傅斯年看来，也在该撵出北大之列。邓文最后说，解放后，陈在外国语学院作法文教授，以「齐放」为笔名写点小文章，文化大革命一关，未过去，整死了。云云。《文化古城旧事》一书校勘不精，作者行文也每见粗疏之处，人名常有讹误，如说齐放只写点小文章便不确。据我的检索，陈绵以笔名齐放在一九四九年后出的书（包括与他人合译），达十册之多，这应该不是小文章吧。
读毕邓文，我查了《中国翻译家词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一九八八年版）。该词典的陈绵条没注明卒年，也不曾拈出他的「落水」经历。而与陈绵同时的著名翻译家钱稻孙（曾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校长），词典同样不曾拈出其「落水」经历，有说钱已不作汉奸看待，则陈绵更不属汉奸，此说然否，不得而知，姑录以备查考。
说来也巧，近日读了一册《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张泉著），在第五章第四节「古城文学家」中，又读到了与陈绵有关的文字。首先，该书注明陈绵殁于一九六六年（钱稻孙同殁于一年，张泉误将钱殁定为一九六二年，对于文革的过来人，殁于一九六六年意味着什么，大概与苏联时代的殁于一九三七年相近）。继而，作者写道，「一九四二年九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时，他又以国立艺专教授的身份担任评议员。次年八月，作为华北的代表前往东京出席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在会上表示，他深受大会热烈情绪的鼓舞，准备绞尽脑汁尽文人的责任。」显然，陈绵的这些言行，都令他在以后的岁月中吃不了兜着走，而且累及后人。邓云乡说的到外国语学院任教，我想就是让他换个名字有地方译书口，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养起来，课是上不了的，陈绵之于齐放，犹周作人之于周启明。他们中间，只有钱稻孙是例外，译作署的还是自己的大名，当局听之任之，这里有些什么蹊跷，同样不得而知。
最后，应该谈到陈莱的合作者宗璞的回忆。关于陈莱，宗璞曾写过两篇散文，那是收集在《铁箫人语》（青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中的《水仙辞》和《三幅画》。宗文对合作者的出身不置一词，也就是说，她或者不知陈父其人，或者不想提。鉴于当年政治第一的氛围，似陈这样「显赫」的家世，同机关的人是很少不知道的，看来还是以后者居多。下面是宗文的节录：「我们曾一起翻译《缪塞诗选》，其实是她翻译，我只润饰文字而已。」但合作者的翻译观南辕北辙，用宗璞的话来说，「我嫌她太拘泥，她嫌我太自由，……我说译诗不能太认真，因为诗本不能译。她说诗人就是认真的，译诗的人更要认真。」尽管宗璞当过多年的《世界文学》编辑，也算是翻译界的老前辈，但我还是要说，斯言谬矣！陈莱是对的，我当引以为同道，虽然天分、训练有高低优劣之别，译诗这一试验本来成功的希望就不大，但认真两字必不可少。
宗璞最后写道，「莱于一九七一年元旦在寒冷的井中直落九泉之下，迄今不明原由。我曾为她写了一篇《水仙辞》的小文。现在谁也记不得她了，连我都记不准那恐怖的日子。」又说，「她也是太脆弱，只是心底的那一点固执，是无与伦比了。因为固执到不能扭曲，便只有折断。」作家以诗笔为文，一唱三叹，自有自己的剪裁取舍之道，不能面面俱到乃事所固然，但我还是要说，她太吝惜笔墨了。
两代翻译家的遭遇，我断断续续读了四十多年才读出了一个梗概。也许有人早已为文加以揭橥，只是我一直懵然无知而已。陈绵距我太过遥远，我只能表示惋惜；但曾几何时，陈莱式的人物就近在眼前，她译的两行缪塞的诗：「当痛苦、流亡和无穷的岁月，迫使这颗绝望的心枯萎。」竟一语成谶，闻者宁不发为浩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