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执行任务时，不说一句与工作无关的话。 美国警察各个高大魁梧且英俊潇洒。他们身穿深蓝色套装，这种套装质地挺括，穿在身上给人的感觉非常威严肃穆；脚登皮靴，挎着警棍，别着枪。美国警察在人们的心目中代表正义，威慑邪恶。中午在市中心，常有警察骑着枣红马巡逻，那是一道风景线。 我在美国曾和警察打过交道。其中一次，我乘地铁回家，美国地铁站的票是用磁卡，每次出门一次次往下刷。我是在旧金山医学院实习的最后一天，机器显示我的票不够，还差15美分。美国地铁站都是无人售票，机器自己运作。那天恰恰机器不收钱，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实习最后一天，明天返校，心里非常轻松，想早一点回家，我看看左右，地铁站空空荡荡，没有旅客也没有工作人员。我就推开工作人员通行的侧门走出来，我刚一出来，一个美国女警察从一扇墙里走出来，那个和墙一模一样的门里面有监视器，了望整个地铁站，甚至可以了望临近的地铁站。那位女警察非常有礼貌地走近我，请我出示身份证(她用“请”这个字)。她拿出一个印刷好的黄色文件纸，填上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签了名，又让我签名，把身份证还给我，说谢谢就走了。我想对她说是机器有故障不收钱，我找不到人，没有人办公，所以我推门出去。她一句都不和我争辩，也不倾听，告诉我按黄条子的要求做。我仔细看过黄条子，说让我在七天内去法院。 到了法院，在指定的窗口，有一位女士接待我，她说我触犯了法律的某一条，要罚160美元，并且记一小罪。所谓小罪是三年之内我都有这个记录，这影响我就业求职，如果三个小罪加起来就是一个大罪，终生抹不掉。如果我没有钱，可以去高速公路捡垃圾或去公共汽车站洗汽车，如果我不服，我可以上诉。我当然不服，机器不收钱，我又找不到人，就只好推门出来。我上诉法院重新审理。 开庭的那天很庄严，原告和被告在法官的引领下举手宣誓自己所说的话忠诚老实。我和那位女警察分别站在两边，法官在前台，高于我们。法官先问我事实经过，我如实陈述。法官又问女警察，女警察说事实如此，并说我可以打电话给地铁站工作人员，让他们来帮助收钱，所以是我的错。法官当时宣布我败诉。并且宣布如果我不服还可以上诉，但如果我输了，我要交2000美元。那时我开始对美国的生活品质有所了解，所有服务设施旁边都有内部电话，只是我不懂去用它，更主要的我不懂美国监视器到处都有。 对那次和美国女警察打官司输了，我没有半点晦气和灰溜溜的感觉，反而对那位女警察的举止言辞有了发自内心的敬意。她发现我从侧门出来，没说一句污辱我的话，她走近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请出示你的身份证。那么严肃没有半点凌辱，还给我时说谢谢。当我和她解释时，她对我说，她只管执法，不听原因，有话去对该说的地方谈。她只管监督不管惩罚。那种潇洒，那种大方，用美国人的话说叫“专业化”。美国做什么工作都讲训练，他们的举止是职业这样训练他们的，不可多说废话。 我在中国最直接和警察打交道，而且时间距离此刻最近的一次是在1995年10月我从北京回哈尔滨的十七次列车上。当时我因高血压剧烈的头痛，我退了飞机票买了软卧。那是早晨七点左右，列车员过来收拾行李，我脸朝里，听她说谁的钱包?是自言自语的口气，而后她转过身打开，随后又扔在桌子上，列车咣当当前进，我上边还有个男人，这些似曾进入眼帘，又不曾留有印象，因为我历来不留心任何与我无关的事儿。八点钟以后，我起来刷牙，有一个年轻人追着我，问我，大姐你看见我钱包了吗?我说乘务员放在桌子上了。等我转身回来时，那位女乘务员和一个男警察还有那个男人的同伙全朝我大喊，全车箱的人都看我。那个女乘务员说就是你拿的，你装什么?那个男警察立刻将我随身携带的手提箱打开，那不是一般地打开而是乱抓乱翻，全倒出来，那个女乘务员让我解开腰带，看我是否藏在内裤里。在众目睽睽下，卧铺车厢外有人坐着，有人扭过头来看，我把身子和脸转向里边，去解腰带。那个女乘务员一把把我推过来。我在这个国家生活过38年，我太知道这种情况我应该怎样应对，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没和他们顶一句。 他们在翻我箱子时发现我携带的文件，美国红十字会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信及美国亚裔妇女乳癌支持会捐给中国检测乳癌机器的报告：推动中国预防乳癌的计划。他们知道我是美籍华人，是有社会地位的活动家、医生、特邀记者。那个警察大嗓门喊，管你是谁，克林顿来了，我也照样。我知道他是吹牛。那几张纸帮了我大忙。不然我会受到更大的污辱，甚至挨打，这些都完全有可能。 车到哈尔滨，那个警察把我和其他同车厢人送到一个地方，分别审问我们。当时在车上我所有东西都被搜光。我身上三个口袋里都有钱，因为我怕小偷偷了我，分开装的。我是一个对数字能力最差的人，我说不准，我每个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因为我随用随掏，他们搜走时也不允许我当面点清。我忍受不住了，我和他们喊，更让我肝胆撕裂的是他们在翻我包时把我一个精美的化妆包拿走。那是一个十分精美的小包，里面除了有高档化妆品，价值800元人民币的一小瓶香水，还有两个红宝石戒指，一个钻戒，我怕乘车显眼，摘下来放在里面。我真气疯了，你们翻我的皮包看我捡没捡那个钱包，没有就算了，为什么要把我的小化妆包拿走。那个警察说我们想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理智告诉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在这种地方，只能顺受，只要我能安全平安就是全胜。在安全都没有的情况下要尊严有什么用。 当我被带到哈尔滨铁路刑警处(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不对)，两个人来审问我。这两个人有几分正派和文雅。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其实一分钟的情节、地点、人物，情景非常简单。他们听完后，并不是真的判断和分析，而是诱导我一次次重复，好在重复中弄得我节外生枝。而我恰恰是思维敏捷，有雄辩天才的人，他们怎么问，我都重复一点不变的原话，没有半点废话，不跟着他们的思维走。他们中一个胖子站起，来回踱步，并且称我大姐，说有人在车上问你几点吗?我说有，他又问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车厢里，他说不对，然后，又问有没有人问我几点，在什么地方问，没完没了地纠缠，这是什么素质的警察，这是怎样一个群体，我的理智走开了。我问他，请问这和本案有什么关系，你们为一个钱包和几百块钱，把我关在这里，不让我回家，你们知道我的日程非常紧。那个警察不以为然，在你看来没关，在我看来有关，一个头发丝都有关，他又要求摘下我的表，看我的表。我终于向他们宣战：这个钱包不过几百块钱，如果我真拿了，你们最多关我半年，总不会死刑，等我出去那天，会到美国，我要全世界人民知道你们。那个警察又抓住话茬，你怎么知道那个钱包有几百块钱，钱包里能装几千几万块钱吗?我又顶回去。没有公平裁判，我和这样的警察对话就是对驴弹琴。 弟弟在车站接我，他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中国人是出了事都找熟人，他四处活动，找市公安局，找铁路公安处，托人打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求人说情。 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五点把我关在那里，去上厕所还有一个女人跟着我，不知是怕我跑了还是怕我死了。放我时还吓唬我说：“我看事情你还交代不清，今晚上你不可以回去。”然后转为一笑：“你写个经过。”我写好后，那位警察看过后说：“好像书法家都比不上，博士到底和普通人不一样。”他把我的钱一把扔在桌子上还给我说：今晚请我吃饭，点点对不对。我没有半点心思和他挑逗，我也没查我的钱对不对，因为拿走时也没在我面前清点，但我真想请他吃饭，我想有机会和他再谈谈美国警察。如果他能看到我这篇文章，我是愿意和他通话。写到这里我的心里涌起一种冲动，我真希望我有机会做一次讲演，听众全是警察，题目就是：中国警察和美国警察，可谁给我召集打场呢!
我返回美国后，几家媒体向我约稿写《大陆行》。那次和国内警察打交道的事，我一字未提，我的许多中国朋友也叮嘱我，家丑不可外扬。中国警察的行为模式、职业语言是多方面社会因素沉积的结果，我相信随着整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他们也会改进，而且一定要改进。 知道我受惊，一位颇有社会地位的朋友抓起电话，想让有关部门出头，让那几位警察给我道歉。我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听他们道歉，还有一位记者朋友要帮我打官司，我都谢绝了。我只是希望中国警察有更多文明而专业的行为举止，那便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