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苏轼，在我华夏当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宋朝时，他精通书法绘画，擅于诗词，再加上当时他入朝为官，着实的厉害。然而，纵观苏轼的毕生，始终起起落落。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苏轼太过于愤青，换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恃才傲物，弄得从上到下都不爽，结果总是遭人举报。
其实，宋朝的体制在很多方面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对于士大夫而言，不像大清朝，动辄搞文字狱。让人遗憾的是，宋朝唯有的那桩文字狱愣是落到了苏轼头上，也就是流传至今的乌台诗案。乌台其实就是御史台。因其上面种植着很多柏树，导致成为乌鸦常年栖息的好地方，所以就别称乌台。
苏轼年轻时进京赶考，深得主考官，亦是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很快名噪京城。不巧的是，他正要更好的施展才华，母亲却突然病故，只得回家处理丧事。为母亲守孝期满回京刚有职务，父亲苏洵也撒手人寰。得，只能再次回归故里。待到履职，适逢王安石变法。他相当不满意，也无可奈何，只能黯然离开。
过了不惑之年，苏轼方成为湖州知府。到任后，他宋神宗上书《湖州谢表》。原本是正常的程序，但作为文人的苏轼却非要卖弄文采，对有着严格套路的公文，他照样去抒发个人感情。说自己是什么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好嘛，被别有用心的人听到，立刻开始对他声讨。
到了这个份上，苏轼有点蒙圈了。可是他还没明白，正是自己的愤青态度和才华得罪了太多的人。有话不知道绕着弯说，非得直接捅出来，对于马屁精和不学无术之人，更是不给任何的面子斥责。况且，不管是谁，只要有了他的字画，哪怕是骗来的，照样能换钱沽酒，快意人生，让人羡慕嫉妒恨。
这样的为人处世方法是断然要出问题的。有个叫毕仲游的朋友特意给他发出善意提醒，不要轻易的去批评谁，尤其在写文章时更要注意，否则就不知不觉的得罪人。你直言不讳的指责人家，人家当下或许不吭声，骨子里却对你有着强烈的记恨，巴不得你出事呢。可是，苏轼压根听不进去，依旧我行我素。
人这辈子说起来都有朋友，但论起真心的恐怕真不多，说不定关键时刻还会成为敌人。苏轼也是这样。这其中有个叫沈括的朋友，论关系比毕仲游还要好。他从朝野对苏轼的声讨中嗅出味道，皇上对他也有意见。当下他就跑到苏轼那弄出了苏轼妄议朝政的文章，把罪证给坐实，到乌台举报。
本来苏轼已经陷于四面楚歌，如今有了这样的罪证，那还了得。苏轼不单诽谤新政，而且还公然侮辱朝廷，属于罪大恶极。依照反对党的意思，必须得把苏轼干掉，以儆效尤。尤其那些苏轼曾经的罪过的人，更是磨刀霍霍，在举报的同时，更是怀着高兴的心情准备看苏轼人头落地。
所幸，苏轼的真才实学在那里放着。基于此，他的同伴纷纷加入声援队伍，要求皇上开恩，从轻发落，就连对手王安石也上书，表示“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期间，连皇太后都给惊动了，亲自说情。况且，太祖赵匡胤也有不杀士大夫的政策，综合考虑，只是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当地官员负责对其监视。
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从鬼门关侥幸回来的苏轼还是太过于直率。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成为宰相，苏轼得以东山再起，官至翰林学士等。可是，他看到现在的官员对王安石的打击，包括废除新政，认为非常不妥，更抨击现有的腐败，愤青态度再次表现的淋漓尽致。
结合苏轼以往的表现，这下麻烦大了，老人烦，新人厌，朝野难以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呢，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主动提出外调。以后的日子里，即便被贬到海南儋州，他依旧生活的开心快乐，还成为儋州文化的播种开拓者。但不管怎么说，对于苏轼，大伙都是交口称赞，真的难得。（文/孙新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