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他一生的漂泊生涯中，有一个伟大的政治主张，就是：兴灭国，继绝嗣，举逸民。这一政治主张由于过于伟大，而被后世君王和学者故意忽略。事实上春秋之后的几千年，中国的历史大部分是黑暗史，君王残暴，百姓受难。腐败横行，民不聊生。
“兴灭国”是什么意思呢，西周时代，整个中华大地有八百个诸侯国家。每个国家的规模，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多一点。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兼并，有700个国家被兼并，还有105个国家。孔子说的“兴灭国”就是说要把被兼并的国家，重新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为什么要“兴灭国”？说到底就是要国家小型化，保障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君残暴，老百姓可以用脚投票，跑到其他国家去。这样的话，国君不得不用“仁政”来讨好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可以过比较幸福的生活。孔子洞见到了国家兼并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流离的生活，希望可以通过“兴灭国”这种举动，恢复西周时代人民的幸福，因此颠沛流离十四年，游说各个国家的国君，有点像堂吉诃德，孤身一人为了恢复骑士精神而奋斗。孔子的政治主张，直接挑战各个国君的既得利益，还要阻绝国君们的潜在的利益，所以四处碰壁，像一条丧家狗一样，不受欢迎。
其实“兴灭国”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是孔子没有预见到的，就是人民的言论自由，人民的思想自由。如果我们看孔子编著的《诗经》，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讽刺，咒骂国君的作品还是很多的，这说明在春秋时前或者说包括春秋时代，老百姓的言论自由是有保障的。事实上不但老百姓的言论自由有保障，各种知识分子子，思想家的言论自由也是有保障的，春秋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其根源就在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由100个国家组成的所谓邦联。周王室仅仅具有象征性的作用。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欧洲和日本，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文化艺术科技的繁荣，它的基础条件是各个诸侯国处于各自独立状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仅仅具有象征性的作用，跟周天子是完全一样的国家象征。举一个例子，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饿时候，就受到普鲁士国王的保护，所以才能坚持下来，如果没有普鲁士国王的保护，马丁路德写出《九十五条论纲》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被罗马教廷砍头的时候。如果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国家，也不可能有一块地方，一个政权保护马丁路德。事实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些先驱们都是或多或少受到不同的君主的保护。假如在中国，你很难想象那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家在汉王朝受到某个地方政权的保护。
日本也是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是一个邦联体制，各个藩国是相对独立的，天皇仅仅具有象征性地作用，跟周天子和神圣罗马皇帝差不多。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日本的统一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基本上是无缝对接，当时的日本明治天皇，他还没来得及完成对于日本人民的思想控制，就开启了明治维新，因此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出现了福泽谕吉等三大思想家，他们的言论百无禁忌，他们的思想传播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明治以后的天皇利用明治维新的政治制度上的漏洞，慢慢收紧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用日本传统的神道教统一，禁锢，控制日本人民的思想，这也是日本会卷入二次世界大战，会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根本原因。
而几千年来的中国，自从秦汉大一统之后再也没有能力产生思想家，更没有伟大的改革家，科学家。比明治维新更早的洋务运动，由于各种皇权思想的羁绊，没有能力贯彻到底，最后必然地走向失败。
孔夫子的远见卓识，超越了当时代的中国所有思想家，也超越了后代的中国所有思想家，问题在于中国的儒家学者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孔子的主要的政治主张，直到当代，也没有几个儒家知识分子能够真正阐明孔子思想的核心，（除了秦晖之外，但是秦晖他本人不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而把孔子思想当中一些比较不重要的部分发扬光大，这实在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