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一代名相范仲淹的跌宕人生里，“涨价赈灾事件”是桩常被大书特书的辉煌功业，亦是今天各类经济学教材里，常被掰碎了引用讲解的经典“经济学案例”。
以《咸淳临安志》和《梦溪笔谈》等史料记载，此事发生在北宋皇佑二年（1050），是年杭州遭遇空前旱灾，米价更暴涨到每斗一百二十文。各路奸商更纷纷哄抬米价，憋足了劲要发国难财。危机关头，身为杭州郡守的范仲淹，却是不按套路出牌，非但没有开仓放粮或打压粮价，反而跟着狠抬粮食价格。另外不顾郊区大灾的灾情，却在杭州城大办庙会划船等娱乐活动，城外旱灾肆虐城内砸钱享乐，闹得骂声一片。
但骂了没多久，范仲淹的苦心终得回报：短期暴涨的粮价，引得大批粮食涌入杭州，粮食价格不知不觉就滑落，缺粮难题迎刃而解，想发国难财的奸商损失惨重。热热闹闹的赛舟庙会，除了吸引大量游客，还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万千流离失所的灾民找到了饭碗，平平安安度过了荒年。范仲淹的一番“不按套路出牌”，却造就了灾年无灾的治理奇迹。亦是世界古代经济史上，“经济调控”与“以工代赈”的教科书级妙笔。
只以这番表现，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仕途坎坷的范仲淹，会成为后世中国文臣们公认的标杆楷模，不止因为他高贵的人品，更因为这卓越的能力。
不过，也同样是这场“涨价赈灾事件”，除了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加伟大的范仲淹，却也分明叫后人看到了，富庶的北宋王朝，当时两大已极度严重的统治危机。
首先一个危机，就是北宋巨大的城乡差距。
要知道，范仲淹想要实现“用市场调控粮价”，甚至“以工代赈”，一个不能缺的前提，就是杭州城发达的商品经济水平。而在当时，经济繁荣的杭州城，也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所以才能承担粮价短期上涨的阵痛，更能为“以工代赈”提供足够的消费支持。这时的杭州，就是当时北宋城市经济繁荣的缩影。
但这繁荣的背后，却是北宋农村的日益贫困化，以及城乡差距的扩大。
这个危机，其实在北宋初期的时候，就已经十分严重。宋太宗年间时，一次宋太宗当着群臣面自夸，大谈特谈汴京城的富庶繁荣。老直臣吕蒙正却是一声冷冷硬怼：“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天子脚下的汴京农村，都是这样的饥寒交迫，其他地区的农村，状况可以想象。
为什么会有这反差？北宋“田制不立”“不遏兼并”，土地兼并自开国时就十分剧烈。可是国家农业税的纳税主体，却多是自耕农。也就是说，纳税的自耕农数量本就有限。可偏偏就是这些自耕农，除了要承担夏秋两税外，还要承担多如牛毛的杂税。有些地区的农民，承担的杂税要有数十种，以北宋名相韩琦的说法，就连农具和鞋子，都给算成杂税交钱。哪怕正常年景，负担也十分重。
而到了范仲淹生活的北宋中期，情况却更糟。还是由于“田制不立”，到了宋英宗年间，“租赋不加者十居其七”，也就是说，能纳税的土地只有百分之三十，主要就是佃农和自耕农。外加劳役差役沉重。以至于“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很多地方的农民也纷纷逃亡，成了“流民”。
而与这农民生计问题同样严重的，还有当时北宋另一大危机：赈灾能力下降。
很多历史爱好者们，其实对范仲淹这“妙笔”，也有看不懂处：灾情如此严重，范仲淹你何必要绞尽脑汁办这事，直接开仓放粮不好吗？大宋不是有常平仓和义仓，专用赈济灾民吗？富宋如此富，这些仓库里的粮食应该也很多吧，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说这事儿，范仲淹才是一肚子苦水：赈灾？哪有粮？
表面上看，北宋的常平仓，应当是个盆满钵满的存在。在宋仁宗时代之前的历史上，常平仓也不止一次发挥大用。这个仓库储备的，应当是北宋王朝的救命粮。只要常平仓不出问题，北宋王朝就有底气，再大的灾难也能扛过去。可就是在范仲淹时代，这事出了大问题。
因为，由于此时的北宋，困于“冗官冗兵冗费”的巨大财政负担，所以日常国家运转时，拆东墙补西墙成了习惯。常平仓更成了个提款机，什么时候没钱没粮了，就习惯性找常平仓调一点。以北宋户部的说法“诸处官司常借用常平等钱，习以为常”。
这“习以为常”的结果，就是大宋的救命粮，在闹灾之前，几乎都给刨光了。
而且外加北宋腐败加剧，管理常平仓的官员，玩忽职守甚至监守自盗都成了常态。宋代的司马光等名臣们，也都曾抨击过常平仓的弊端。但抨击归抨击，该怎样还是怎样。遇到灾的时候，常见就是没粮。所以也就“倒逼”着范仲淹开动脑筋，完成一出经济学妙笔。
可问题是，一地闹灾，可以用这个妙笔，但遇到更大的灾难，怎么办？
看到了这两个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范仲淹到王安石，那么多人哪怕迎着天下的阻力，也要坚决启动变法改革。他们对准的，正是歌舞升平下，这个王朝触目惊心的黑洞。搏的，更是这个王朝的未来。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那么多的博弈，那么多的功败垂成，对比这危机，足以令人一声叹息。
参考资料：《宋史》、《宋会要》、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通史》、 俞兆鹏，俞晖《北宋中期由过度消费引发的通货膨胀》 、张敏《宋代常平仓研究》
作者：张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