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国春秋时代相当的时代，雅典出了一位改革家梭伦，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把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的方向大大的拉了一步。梭伦的改革，无论从用心上还是效果上，以及身后的口碑上，都与商鞅变法完全相反，本文详谈梭伦变法，大家可以看看二者的区别。
与商鞅不同的贵族改革家
1
大约公元前638年，梭伦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后来他的家族在艰难的时期开始没落。这个家族自称是科德鲁斯（Codrus）的后裔，科德鲁斯是古代雅典最后一个传说中的国王，在公元前2000年末期声名显赫。
那时正值多利亚人入侵希腊大陆。雅典人决心抗击入侵者，他们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是从某个地方迁移来的，也不会到其他地方去。
德尔斐神谕曾预言，只有在雅典国王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多利亚人对阿提卡的进攻才能取胜。所以科德鲁斯决定为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他把自己伪装成农民，混进多利亚人的营地，与士兵发生争吵并诱导他们杀死了自己。当多利亚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后，出于对神灵的敬畏，他们从阿提卡撤军，雅典人获得了和平。
科德鲁斯去世后不久，君主制被废除，转而由每年选出的三名执政官来掌管国家。巴赛勒斯（Basileus，即国王）保留了其原有的头衔，但其职责范围仅限于重要的宗教活动。
我们知道，名年执政官（执政官的名字被用作他执政当年的年号）是国家和政府的文官领袖，军事执政官（polemarch，即“战时首领”）是军队的总司令。这三位拥有行政权力的官员后来得到另外六人的支持，所以一共有九名执政官。任命执政官的标准是他的出身和财富。亚里士多德称，起初他们是终身执政的，但后来任期缩短为十年，到了公元前7世纪变成一年。
梭伦的父亲是伊克西斯泰德家族（Execestides）的成员，他保留了公共服务这项长期的传统。如果普鲁塔克所言属实，他慷慨的慈善捐赠让自己陷入了经济困难。在他死后，他的儿子梭伦由于太过骄傲而不愿意找朋友借钱。他告诉自己，家人习惯的是向他人提供帮助，而不是索取。
尽管贵族不赞成从事商业活动，但因为缺钱，梭伦还是开始了经商。因为要经常到外地，这个年轻的商人可以有机会看到希腊不同类型的政府管理模式。一旦赚足了钱，他就沉浸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
不过，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不会以不义的方式让自己变得富有，因为那样会遭到报应。”
梭伦是一位多产的诗人。来自莱斯博斯岛的萨福（Sappho）是与他同时代的伟大诗人，她创作的爱情诗歌富有激情。不同于萨福，梭伦写诗，是因为当时没有散文这一文体，他没有别的选择。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这样的作家理所当然地开始从事散文写作。
古希腊女诗人萨福
梭伦的很多作品都流传了下来。一开始，他的写作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但逐渐地，他开始用诗歌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矛盾的是，随着他的家庭财富越发积累，他却越来越同情穷人。他曾经比较了两名男子的不同命运。一个“拥有很多银子和黄金，还有大片的土地”，另一个仅仅能保证家人的吃饭穿衣，但他还有“一个小孩和一个妙龄的
妻子……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是真正的财富”。
尽管梭伦在写作时成为穷人的捍卫者，但雅典的政治局势每况愈下，法律和秩序似乎已经崩溃。亚里士多德引用了梭伦写于这一时期的一首重要诗歌，其主题是雅典这片最早属于爱奥尼亚人的土地。看到爱奥尼亚最古老的土地充满动荡，我体会到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彷徨。
梭伦以善于调解矛盾而声名远扬。应雅典各个政治派别的要求，他在公元前594 年到公元前593 年间当选名年执政官。他被赋予巨大的权力，可以对国家进行改革。大家一致同意，凡是他提议的事情都会付诸实施。梭伦自称他很不情愿接受这个委任，但暗地里，他提前向各方做了保证。
此举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轻率地向一些不可靠的朋友透露他不会没收土地，但已经决定取消债务。那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立即借了大笔的钱来购买地产。等梭伦像他曾保证的那样宣布取消债务时，那些人便拒绝向债权人还钱。直到梭伦依照法律条款免除了别人欠他的债务，他的尴尬处境才有所缓解。
同时保护穷人与富人
2
作为新任立法者，梭伦采取了快速行动。执政官在上任时通常会按照惯例宣布自己要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但是，梭伦显然认识到，他的改革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如果他坚持改革并让公众默许，他需要从一开始就建立强劲的势头。
他宣布，那些在违约事件中以债务人的人身作为担保的抵押贷款和债务全部无效。每一个因为不能偿还欠款而沦为奴隶的人又恢复了自由。那些被卖往国外的奴隶会由国家出资将其赎回，让他们回到雅典，恢复公民的身份。人们把这一重大的事件称为“解负令”（seisachtheia），即“摆脱负担”。
梭伦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以后的债务奴役，并确定了个人拥有土地的最大数量。但是，如上所述，他拒绝没收土地并重新分配大块地产。结果，他得罪了所有人，使得大家怨声载道。富有的债权人因为无法收回债务而懊恼。穷人一直期待能终身拥有分到的土地，却失望地发现，他们仍然要支付租金。梭伦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他如同一匹困顿的狼，遭到群狗的围攻。
梭伦内心深处是同情穷人的，这可以在他的诗歌中明确体现出来。事实上，他把自己描述成穷人的一员，这种说法虽不准确，但也算不上难堪。他写道：
很多坏人富有，很多好人却清贫，
但我们不会用自己的美德去换财富，
因为美德万古长存，
而财富时而属于你，时而又属于他人。
然而，立法者的角色就是利益冲突双方的仲裁者，梭伦努力让他的同胞们相信，他会公正无私，不偏不倚。他的确也是如此。尽管他一开始非常激进，但最终变得温和稳健了。
梭伦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只是希望所有的阶级在这个国家中都有良好的信誉。他是这么说的：
我给平民足够的特权，
他们既不失尊严，也无须得意。
那些有权和有钱之人，
我会保证他们毫发无损。
我手持盾牌，勇敢站中间，
不许双方不义相残。
尽管如此，梭伦的政治改革还是从贵族管理向民主政治迈出了一大步，即便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伟大的改革家梭伦
他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贵族阶层—用财富取代出身作为衡量贵族的标准。他将阿提卡的人口分为四个经济群体，按照他们的土地每年出产的粮食、酒和油来评估身价。
最富有的是五百桶户阶层（pentacosiomedimni），这些人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每年的收入有500“模底”（medimni），相当于500 蒲式耳粮食的价值。衡量标准可以是粮食，也可以是粮食加上以相同方法计量的酒和油。只有这些人才有资格做执政官，以及雅典娜司库（Treasurerof Athena）这一重要的财务职位。
当然，很多贵族有足够多的钱成为五百桶户阶层。不过现在的重点是，梭伦只根据财富的多少来判断人们是否有资格获得高位，与他们的出身无关。不少富有的“普通人”很愿意同贵族展开竞争。
接下来是骑士阶层（hippeis），他们财产的总值介于300 到500 蒲式耳的粮食之间。“Hippeis” 的意思是“骑兵”，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喂养一匹马，这样在作战时他们就可以充当骑兵。
第三类人是有轭牲户阶层（zeugitai，这个阶层的收入能够供养一对或两头牛），他们每年的财富总值需要达到 200 蒲式耳粮食的价值。这两个阶层可担任许多种官职。
身处最底层的是雇工阶层（thetes，意为农奴），他们是手工业者，财产总值不足150 蒲式耳粮食的价值。他们不能担任公职，在战时充当轻装步兵或在舰船上做桨手。
在雅典这样的城邦，公民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权力职能和它的成员资格一直在变，这取决于当时掌权者的阶层。
公民大会至少能够决定是否要发动战争，正式选举地方行政官。穷人经常被排除在外，往好一点说就是，富人们不指望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反正他们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出席会议。
梭伦采取了开创性的做法，允许雇工阶层全程参加公民大会，行使权力。他还创建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即四百人议事会（boulē）。这个委员会由四个部落中选出的400人组成，定期举行会议，为公民大会做准备工作。在此之前曾有一个处理各种事务的战神山（雅典卫城附近的一座小山，以战神阿瑞斯的名字命名）议事会，一直被贵族掌控，现在其权力仅限于维护宪法以及进行刑事审判。
梭伦仍然不相信自己已经撬动了贵族手中的权力。所以，他引入了一个创新的方法来选举九位执政官。这就是随机的原则。雅典的四个部落（即整个公民群体的分支）分别选出十名男子作为候选人，总共40人。然后从这40个人中通过抓阄产生九名执政官。
抓阄［专门术语是抽签（sortition）］这种富有创造力的方法显然是出自希腊人之手。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宗教目的，另一个是政治目的。首先，这是一个恭敬的邀请，让众神在选举中发挥作用，可以说是让他们做出最终决定。其次，这样也确保了人人享有公平的机会，阻止了破坏选举的腐败行为。
对梭伦来说，这样一种机制可以削弱过于强大的派别所产生的影响力。贵族们会发现，把九名执政官全部拉拢到自己这边会变得难上加难。
在现代人看来，随机选择是荒谬的。但是抽签减少了竞争带来的麻烦。或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鼓励了公民（至少是富有的公民）时刻关注当下的重要问题，因为很可能在某个时候，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只要加强审查，确定初步的大名单，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完全不合适或能力不足的人得到任命。
这是梭伦所采取的最不同寻常的举措，它表明他是真心希望雅典人更多地参与政治。他规定，在不同的派别进行辩论或讨论重要政策时，犹豫不决、置身事外或者不表达立场的公民就会失去公民的权利，不能参与城邦的治理。
目的是富民而非弱民
3
这仅仅是梭伦做的一部分事情。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非常了解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和谐和减轻贫困的重要意义。因为国外市场价格更高，雅典的很多东西都出口了，导致国内市场得不到供应。鉴于此，梭伦禁止农产品出口，但是橄榄油除外，可能是橄榄油的产量有盈余。
为了鼓励制造业，政府给带着家人在雅典定居的手工业者（例如加工金属制品和生产陶瓷的人）授予公民身份。父亲们如果想在年老时得到帮助，就有义务教儿子一门手艺。大约在这一时期，饰有图案的阿提卡陶器在生产和传播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这可能并非偶然。
雅典的陶瓷在整个希腊世界都深受欢迎。科林斯生产的陶器大量出口，其陶器突出的特色是在红色的背景上饰有黑色线条描绘的人物。雅典陶器模仿了这种风格，从大约公元前570 年开始，逐渐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平。到公元前530 年左右，雅典陶工发明了一种新的、更逼真的绘画技术，即在黑色的背景上用红色画笔来勾画人物。现代学者根据风格确定，当时有一千多名陶艺家。
花瓶、杯子和盘子上的图案描绘了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生活场景—体育馆里运动员的训练、酒会或研讨会上的就餐、战斗的场面、海上航行的船只、宗教仪式、漂亮的年轻人（通常伴随着深情的祝酒词—如“敬可爱的亚历克西斯”）、神话场景（有时是相当残忍的，如美狄亚杀害她的孩子）、正在做爱的人、在妓女陪伴下饮酒狂欢的人、在家创作音乐的女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在小花瓶（lecythoi）的白底上也绘有人物形象：人们拿着橄榄油，油会被涂在年轻未婚男子的尸体上。
雅典陶器不仅会让人产生审美愉悦感，而且弥补了文学对日常生活记录的不足。
雅典陶器
雅典第一次开始铸造自己的硬币。在此之前，它一直使用邻近的商业对手埃伊那岛的钱币。这样做的目的是正式宣告雅典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
除了社会经济政策及宪法的改变外，梭伦还解决了雅典法律体系方面的一些问题，废除了德拉古制定的法典，仅保留了与过失杀人罪有关的法律条款。
他采取了两项激进的法律措施。在雅典，没有警察或检察机关。犯罪发生后，应由受害者亲自起诉被指控的罪犯。但很少有穷人接受过相应的教育或者有胆量将贵族告到法庭。因此梭伦规定，不仅仅是受害者，任何公民都可以提起诉讼。经验丰富的演说家可以替受害者说话，从而提高了赢得诉讼的可能。
梭伦的改革措施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成立了上诉法院的陪审团，以应对选举产生的官员—特别是执政官—做出的判决。这就是陪审法庭（heliaea）。任何人，甚至包括雇工阶层，都有资格成为陪审员。
这个最高司法机关其实承担了公民大会在法律上的职能。
此后，年度陪审团的名单由6000 名30 岁以上的公民通过抽签确定。这些人有时会在全体会议上碰面，或者根据需要细分（也是通过抽签）为数百人组成的专门小组，在不同的法庭工作。在露天的集会广场有一个专门的区域进行庭审。
人数众多的陪审员不仅鼓励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而且让行贿受贿难以奏效。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执政官的司法权力最终被陪审法庭接管，执政官只是将案件准备好，交由陪审法庭审理。
无论梭伦是否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产生的全部后果，设立陪审法庭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因为陪审法庭赋予了公民对政府执行机构的控制权。
梭伦的法律条文被刻在木板上，木板镶在一个可旋转的木框里，公之于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查阅。这些木板直到公元前3 世纪时仍然存在，一些碎片一直保留到普鲁塔克生活的公元1 世纪。当时木板已相当残破，留下了一些或多或少难以理解的文字，看起来“就像牛在犁地”—一行文字从左往右写，下一行文字则从右往左写，如此交替。但它们是代表雅典悠久历史的宝贵财富。
与商鞅截然相反的口碑
4
梭伦完成了立法工作，接下来他要做什么？而且就算有各种保证，他怎么能肯定改革措施可以得到妥善执行呢？
雅典似乎一直处于动荡中。虽然相关记录所剩无几，但我们还是知道这位立法者为此失去了一只眼睛，我们可以想象改革遭遇了强烈的反抗，甚至是暴动。此外，人们不断给他提出建议以修改他所立下的条例，并询问法律条款的确切含义。
梭伦本可以让自己变成僭主，通过政令进行管理。但这样做与他所主张的一切——法治、宪政以及与社会和解完全相悖。他永远不会成为第二个库伦。他写道：
如果我使祖国免于暴政，
拒绝把手伸向暴君的王座，
并拒绝使用野蛮的武力，因为那样会玷污我的好名声，
我不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羞愧。
我相信，借此我将超越众人。
他曾经评论说，僭主政治让人沉迷，却没有任何出路。
所以，他回忆起当年经商的日子，并再次动身远行。他获得了10年的休假时间。他建议同胞们按照他所立下的法规行事，不要做任何改变。他自己无怨无悔，非常满足地坦言：“我上了年纪，一直坚持学习，学到了很多东西。”
据说，他访问过埃及。在那里，他遇到了法老阿摩西斯二世（Amasis II）。阿摩西斯二世出身卑微，在一场军事暴动中夺取了王位。梭伦和祭司们一起学习。他从他们那里听说了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岛（Atlantis，后来柏拉图对此做了描绘）的故事。传说该岛因为冒犯了众神而被大西洋吞没。据说，梭伦航行到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岛上有许多小王国，其中一个小国的国王是他的朋友。为了向梭伦表示敬意，这位国王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的城镇，就是梭利（Soli）。
梭伦在埃及
根据传说，在多年以后的某个时候，已经具有国际声望的智慧之人梭伦去了吕底亚。在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他见到了正处于权力巅峰的克罗伊斯国王。作为梭伦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日期存在问题（尽管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梭伦做执政官是在公元前594 年，而克罗伊斯在公元前560 年才登上王位。但是，普鲁塔克永远不会拒绝一个好故事。他评论道：“这非常符合梭伦的性格，我不打算以时间存疑为由拒绝这个故事。”
梭伦对吕底亚宫廷的粗鄙感到沮丧，但尽可能地不表现出来。克罗伊斯问梭伦，在他眼里谁是最幸福的人。克罗伊斯很自信地以为眼前这位圣人会说出他的名字。但梭伦不准备恭维国王，他说出的是一位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雅典人。
那么谁是第二快乐的人呢？国王生气地问道。不识时务的梭伦说，克琉比斯（Cleobis）和比同（Biton）是他的下一个选择。这两个年轻人为了让母亲能参加一个宗教节庆活动，就让她坐在车里，然后拉着车跑了8 千米，最后倒下死去了。
梭伦的观点是，生活是不确定的，任何人都算不上幸福，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
在克罗伊斯被波斯人击败之后，据说居鲁士大帝打算将他烧死，结果一阵及时的暴雨浇灭了燃烧的柴堆。这个故事后来又被添油加醋。当火焰烧到克罗伊斯身上时，他小声念了三遍“梭伦”。当被问及他说的是谁时，他回答说：“（他是）一个让我愿意拿出全部财富，只要他能与世上所有暴君交谈的人。”然后他谈到了自己与梭伦的相遇。
希罗多德写道：居鲁士通过翻译，明白了克罗伊斯所说的话。他意识到克罗伊斯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改变了主意，不再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权获得幸福的活人烧死。而且，他开始害怕报应，并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和确定的。居鲁士对克罗伊斯的敌对行为予以宽恕，存留了他的性命，并任命他担任高级决策顾问。
这则逸事是精心虚构的，但它仍旧反映了一个关于希腊思想的深刻真理。它体现了阿波罗在德尔斐的箴言，即“凡事不可过度”和“认识你自己”，并且悲观地显示出人类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类（正如荷马所说）“只能接受神的旨意”。吕底亚国王因为他的放肆而冒犯了众神。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梭伦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知道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完美的。曾有人问他：“你为雅典人制定了最好的法律吗？”“是他们能接受的最好的法律，”他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回答。
他在社会、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改革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正是因为他，雅典成了一个日益繁荣、不断进步、秩序井然、重视社会正义的城邦国家。但是他想要缓和政治对立的意图并没有实现。世袭贵族感到无比愤怒，因为他们失去了许多财富、声望和权力。他们正全力反击，力求回归那个贵族享有特权的旧世界。
梭伦执政的五年内，法律和秩序崩溃了。有一年，没有任何执政官当选，而在公元前582 年，一位名叫达玛修斯（Damasias）的名年执政官试图永久担任这一职位，并实际建立了一个僭主政权。执政两年后，他被驱逐了。
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爆发冲突，出现了三个相互敌对的派别。海岸线附近的人在阿尔克迈翁家族成员麦加克勒斯的领导下（梭伦曾对流亡家族实行特赦）提倡温和的政策，而平原地区的人则主张回归被废除的贵族制度。“生活在山地”的人则关注社会底层人的利益。
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依然存在，尽管穷人们“摆脱了负担”，但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因而怨气重重。穷人的人口远多于贵族。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政治家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当机会出现时，他一下就看到了。他对权力充满渴望，并下决心避免重蹈库伦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