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对德国的改造：自由要优先于秩序规则经济保障
德国哲学家康德追求自由，中国早一百年的康熙讲规则,法国国王学康熙的绝对君主制被送上断头台，绝对君主制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在德国文化中被认为助长了纳粹独裁的产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对权力的恭顺和专制态度；反智识反理性的浪漫主义；一种混合了反智识的浪漫主义与被扭曲俩的民粹主义和仇外排外主义的民间主义；相应拒斥国际主义的夸大了的民族主义；对战争和军事价值的赞扬，对西方和现代主义及其价值的敌意；以及深根蒂固的对犹太人的仇视。 二战后，西方盟国对德国西占区实行了一场强制性的 民主化改造，内容包括“非纳粹化”、“经济民主化”、“政 治民主化”和思想上的民主“再教育”等各个方面，涉及 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为德国民主社 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了 德意志人民对本民族的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内省和反思，消 除了积淀在社会深层的消极因素，同时发扬光大了历史文 化中潜藏的民主自由观念，同外部强制性的民主化改造实 现了良性互动，最终促成了德国社会的根本转变。比如自由独立的观念要要先于经济保障。独立自主要优于尊敬和服从也要优于热爱秩序和勤奋。 德国西区的民主化改造，是德国史和世界史、同时 也是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深入细 致地考察和研究这一问题，无疑会对研究德国与世界和平 的稳定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时公众不太赞成民主的价值观， 是与他们不拥有作为一种政治模式的民主制本身相联系的。西德尼·维巴的报告声称，在1953年的民意测验中只有57%的公民说民主制是德国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卡尔·多伊奇的报告声称，在1956年的全国大选的调查中，将近1/4的被调查者是坚定的民主这，另有25%的人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倾向于反民主制的极端右翼。八分之一的人明确承认同情纳粹。同时近四分之一的调查者对希特勒及其最亲密的追随者持赞同态度。
但战后西德的经济奇迹使得新建立的联邦民主共和国得到认可/德国1950年五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站前的工业生产水平，成为欧洲经济最为繁荣最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之一，接下来的二十年内其工业生产增加了500%！人们害怕对这一体制的支持仅仅出于其操作层面的原因，而后者是极易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魏玛共和国因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垮台的记忆使一些悲观者公开表示怀疑，当联邦德国面临着所有的体制都不可避免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时，其命运将会怎样。
德国历史上的民主尝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体制不能长久运行而产生合法性的问题。
二战后联邦德国似乎已经打破这一寻求合法性的恶性循环。这一政权能在二战之后持续几十年是因为经济奇迹及国家权力和安全的恢复。由于民主模式的政权存在了几十年，因此民主的态度和价值观在民众中开始变得盛行起来。开始因其自身的理由而赋予民主模式以价值和合法性——而不再只是出于执行具体的政策的考虑。
在1951年，第三帝国（纳粹德国）垮台6年之后，当其所有的政策及其后果都成为无法逃避的事实而广为人知之后，持极端右翼态度和价值观的人数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稳步递减。例如，在1951年，第三帝国垮台6年之后，当其所有的政策及其后果都成为无法逃避的事实而广为人知之后，42%的西德人认为如果德国采取站前的政体会更好些，只有2%的人选择民主制的联邦共和国。这一结果表明，对于纳粹不满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全面否定了公民的自由权或残害了大量的成年人和孩子，而是因为他们打输了战争。另外有45%的人倾向于非民主制的第二帝国/所以，在进入现今的民主体制两年之后，约90%的公民仍认为还是原来的权威主义形式更好些。这一事实显示，出于自由民主自身的原因而持民主价值观的人是多么有限。但是到1962年，被调查者中认为联邦共和体制更好的人数已经上升到62%，而仍然约有10%的人倾向于站前的第三帝国。与此类似的结果是1956年的民意测验显示48%的被调查者认为希特勒是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这一说法而到1967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32%。在1951年32%的被调查者认为恢复霍亨索伦王族的统治是个好主意，但到196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1%。
我们看到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是在经济大恐慌的背景中崩溃的，我们也通过这之后的研究和推理认识到——曾详细讨论过并多次引用的英格尔哈特（Inglehart）著作的观点，其理论建立在早于他们的马斯洛的心理学推理上，认为当物质利益的价值尚无法得以保证时，其他的价值诸如自由云云只好暂时不考虑或置之脑后。在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已达到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德国人选择将经济安全和物质利益被置于民主价值之上：当被要求在能提供经济保障的政府与能提供自由的政府之间做出选择时，62%的调查者选择了经济保障，只有26%的人选择了自由。这与前述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转变的理论是一直的。是从成长于经济萧条时代的一代人的情况得出的推论：物质利益的价值要优于比较抽象的价值。比如自由等。而且这种价值的先后次序会持续一生，即使当作为客观条件的经济萧条已经缓和之后；另一方面，如果是在经济最景气时期成长起来的话，对于人们来讲，物质价值的重要性为非物质主义的价值所取代。因此，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中价值的先后秩序的转变会在西德经济奇迹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身上得以实现。
但实际情况是对于纳粹最早最坚定的竞选支持来自于前东德的一些地区。对这一问题的资料只适合西德。
所谓文化转型认为专制文化习惯在儿童学龄前时期就会形成。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论调，现在已经发现对西德的改造是完全不符合这个论调的。认为民主制的联邦德国要比其之前的权威主义体制好的人数的比例有了令人惊异的增长：从191年的只有2%上升到1962年的62%，到1970年为止超过80%。这似乎意味着联邦德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取得了合法性。这似乎意味着联邦德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取得了合法性，或至少公民对民主的支持率已经大大增加。
对于政治效能的感觉和对于政治参与的自觉都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
除了民主制模式的合法性在日益增长之外，与德国人支持第三帝国有关的另外一些特征看起来正呈下降趋势，比如对于权威的恭顺态度，比如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由民主制所要求的平等主义价值标准的缺乏接受——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反映出传统的德国人性别歧视·描述女性正确位置的词语：孩子·教堂和厨房。德国这种公然的性别主义态度已经减弱的争取是大卫·康拉德（David Conradt）的调查所显示的，德国男性对于女性积极参政持肯定态度的比例从1965年的27%上升到1971年的56%。到1976年继续上升到62%。同时，持不赞成态度的比例从1965年的50%降到1971年的26%直到1976年的只有16%。
将权威主义本性归咎于德国的论点得到直至1951年结束的全国性民意测试结果的支持，在一次关于在孩子的培养总应强调何种价值的民意调查测试中，被调查着选择热爱秩序和勤奋的占41%，选择尊重和服从的占25%，而选择独立和自主价值观只有28%，而到1976年，认为尊敬和服从是最重要的价值降到只有10%，而选择独立和自由的则上升到51%。这样在认为应当传播给孩子的价值观中，与40年前相比，就更加明确地与自由主义民主的理想联系起来。这些资料显示，那种认为德国家庭充满独裁的老套的看法在如今的德国已经不再典型了。
德国还被描述成典型的墨守陈规者，因为他们出于法规自身的原因而敬畏它们，对法规采取一种无条件的服从态度。这无疑给法西斯纳粹可乘之机。
大部分内容选自有美国学者劳伦斯·迈耶 约翰·伯内特 苏珊·奥登格《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