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住在纳粹德国的普通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否感到压抑？恐怖？甚至提心吊胆？这种事最好多听听德国的老人们念叨念叨，他们最有发言权。
林施莱博是土生土长的德国老太太，她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她和父母及三位兄妹一直住在德国的帕德博恩，而在战争结束后，她却爱上了一名英国大兵——一名诺曼底登陆的英雄。他们现在住在英国的肯特郡。都超过了九十岁。
“我父亲是个商人，买家具的。后来破产了。父母一直忙于生计，所以我们很少听到他们谈论政治，他们经常争吵，都是为了柴米油盐。但他们会警告我们兄妹，不许在外面胡说八道，把听来的新鲜事满世界嚷嚷，必须学会多听少说，最好不要插嘴那些和生活无关的事儿。”
“当然，我父亲当然为希特勒投过票。在1933年的时候，德国的经济非常糟糕，希特勒告诉人们每个人都该有稳定的工作，当时所有人都投他的票。（他上台后）我父亲有了一份在铁路上的工作，之前他在家失业有五六年了。”
“现在说到纳粹德国是一个贬义词。可当时不是，大家都在谈论纳粹党，我们绝对我们的生活和别人一样，每天吃饭睡觉上学玩耍，没人威胁我们要做什么，但我的父母会叮嘱我们闭上嘴。”
“父母都不反对希特勒，老师同学也一样。不过母亲会听收音机，他们会躲在卧室中听，尽量连我们都避开，那个收音机可以接收到英国的广播，那里有不一样的新闻。有时候他们听着听着声音会忽然大起来，我父亲会说：要是我们输了战争，那就完蛋了。但如果我们赢了，好像也不对。这时候母亲会提醒父亲，这么大声音会让邻居和孩子们听见。”
“我们当然有纳粹的邻居和朋友。父亲有个好朋友就是纳粹党，还给我们讲过以后的德国会如何富裕。我们有个邻居，每天我们向他说早上好的时候，他都会对我们说：嗨，希特勒！他还教过我们，但我和妹妹们就是说不出口，不过他也不会逼我们。”
“应该是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好像是1938年，当时纳粹将犹太人的教堂烧了，我们姐妹亲眼看见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记得当时的情景。还有就是1940年还是41年，学校里有两个挺英俊的男孩忽然就不见了，同学们说他们是犹太人，我父母说他们可能出国了，但学校老师不让我们谈论这件事。”
“也有人会说（反对纳粹的话），但没人直接说。有些人会悄悄地说话，还经常往四周看，那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大概在谈论类似的话题。大概是1944年了，有个卖水果的曾拉着我母亲说，听说了吗，他们要刺杀希特勒。和我母亲一起的还有那位纳粹邻居的妻子，我母亲问，结果呢？他说，没成功，可惜了。我母亲还特意看了眼我们的邻居，她也摇摇头。”
“不过现在想来后来的确再没见过那个卖水果，像突然消失了一样，以前他经常来的。”
“帕德博恩大概没那么重要，好像到了1944年下半年才遭到轰炸。我们家早就准备了地窖，警报声一响大家就进地窖里。刚开始害怕，后来就习惯了。但没多久，我家对面的房子被炸塌了，住在里面的老太太死了。从那时起就天天担心，再后来我家花园也被炸过，当时我们在地窖里，听到声音非常近，我弟弟以为我们要死了。”
“如果不算那次轰炸，最危险的是战争快结束时，我和同事在街上骑车，听到很近的飞机声，我们知道肯定不是德国飞机，因为很久看不见德国飞机了。接着就听到枪声。我们扔了自行车躲在墙角，接着就感觉子弹从我们身边飞过。”
“是的，是同事。战争结束前我18岁，17岁就不上学了，我在一家做弹药箱的工厂工作，妹妹也上班了，在一家食品厂工作。因为这件事，加上我父亲后来认为战争要结束了，他说城市太危险了，就想办法把我母亲和我们都送到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他自己留在家里。他说很快就好了，就要结束了。”
“大概是1945年的4月，我们刚到村子里没多久，村子里有几个男孩回来时他们看见美国人了，他们跑回来。我们问美国人什么样，他们说很快就来了，你们自己看吧。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美国兵后来进村了，你可以说是解放，也可以说是失败。因为没人逼我们，只要你手里不拿枪，就算用眼睛瞪他们，也没人把你怎么样。我第一次看见美国坦克，还有黑人士兵，他们有时会像我们挥手，挺友好的。”
老太太没有回答关于是否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问题，估计还是有所保留，考虑到当时是强制加入的，应该也躲不过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