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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男人做家务,就代表两性平等了吗?

发布日期:2019-08-22  来源:
      阿迪契的“女权课”: “上海以及全中国的女性也不需要在婚后冠夫姓。”“那孩子跟谁姓呢?”阿迪契好奇地问。

    汤明明来源:界面新闻

    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

    记者 |实习生 汤明明

    编辑 |黄月

    “上海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具女权精神的城市,上海男人会做家务、带孩子,他们什么都做而且脾气很好。”在17日上海图书馆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演讲之后,《上海书评》记者盛韵与阿迪契展开了一场关于女权主义的对谈,盛韵对上海的性别平等和“上海好男人”表示了欣赏。她补充说,“上海以及全中国的女性也不需要在婚后冠夫姓。”“那孩子跟谁姓呢?”阿迪契好奇地问。相较于具体的家务分工,她更感兴趣家庭以及社会中的性别权力关系。

    在其后的听众提问环节,盛韵的说法遭到了反驳。有听众认为这种对“上海好男人”的夸赞本质上仍是一种“单一叙事”和刻板印象,男性本来就应该承担一定的家务,他们只是完成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事实上,在今年最新译介出版的作品《亲爱的安吉维拉》中,阿迪契就审视了母职与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亲爱的安吉维拉》是她写给友人的一封回信,试图以此回答友人“如何将自己的女儿养育成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提问。阿迪契让友人注意夫妻之间的共同协作,并且拒绝“帮忙”这种说法。因为“每当我们说父亲们在‘帮忙’,我们就在暗示育儿是母亲的领域,父亲们英勇地冒险参与进来”。丈夫们并不需要靠“育儿行为”得到“特别的感激和赞扬”,这种感激仍默认了家务是母职的一部分,丈夫下厨并非分内之事。

    《亲爱的安吉维拉》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  陶立夏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在活动现场,除了对于上海男人的讨论,阿迪契还与听众分享了自己对于性别红利、如何与男性展开关于性别的对话、如何打破单一叙事等问题的看法。

    将女权主义日常化家庭内部的分工一直都是女权主义重点关注的领域。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也曾以家务劳动和性别平等的关系

    撰文,试图说明对于那些全职女性来说,家务往往会变成她们的“第二轮班”,让她们承担更多的压力,并难以击碎“玻璃天花板”。在经济有余力的情况下“花钱买服务”的家庭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主人的负担,但也并不能说明女性的地位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和父权讨价还价的结果。

    其实,“会做家务,带孩子的上海男人”这类看似褒赞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男性的一种污名——它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引人发笑——好像女性随着经济地位提高正逐渐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参与进家务劳动的男性失去了“男子气概”,开始从事一件“从来就不属于他”的事情。将分担家务作为男性美德的思路并不少见,这既忽略了性别不平等背后更深层的权利机制,也抹平了性别压迫作为一种交叉压迫的复杂性。

    来源:视觉中国此外,阿迪契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还反对了“我的钱是我的钱,他的钱也是我的钱”这样的观点,这种看似让很多女性乐于接受并沾沾自喜的观点,在她看来有着极大的危险性。因为这种态度意味着女性在试图掌握经济自主权的时候,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性别红利”。施予并不是男性的职责,阿迪契指出,在一段健康的关系里,谁来付出并不取决于性别,而是谁能够付出谁就付出。

    阿迪契的女权并不来源于西方的理论和运动,她说自己是从生活中学习到女性主义的。“我一直是个喜欢观察、思考和挑战权威的人,我很早就意识到了性别中的权力关系并不平等。”所以,她的可贵的之处并不在于给出一种关于女权主义的新理论,而是致力于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大量的生活事例让更多人的明白女权主义到底是什么,以及普通人应该如何践行。

    如果要求人们先读懂朱迪.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或是使用波伏娃的“第二性”才能与人辩论,一定要搬出西苏关于身体的认识才能大胆承认女性性欲的话,女权主义就会越来越成为一种限定在学院内的理念,与大众相隔甚远——而这既不符合女权主义的初衷,也对突破性别壁垒毫无益处。女权主义发展至今面临的困境并非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和支持,而是无法弥合理念和现实生活的巨大断层。因此,如何更好地让女权主义与实践相结合不仅是女权主义急需解决的问题,更是保持其生命力避免陷入争论的疲软的关键。

    教会男性“脆弱”的意义在活动现场,盛韵向阿迪契提问,在《亲爱的安吉维拉》一书中她向女性说了很多,那么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她会如何和男性对话呢?阿迪契认为,很多男性在和女性交谈时并没有将她们看作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这就导致他们没有能力真正明白女性在说些什么。

    另一方面她也认为,男性并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技巧和经验,因此我们应该改变培育男孩的模式,让男性学会“哭”和“脆弱”等词汇。正如她曾在著名的TED演讲《我们都该是女权主义者》中所言:“我们抹掉了男孩子人性的那一面。我们对男子气概的定义非常狭隘,男子气概就像是一个坚硬狭小的牢笼,我们把男孩子塞了进去。我们让男孩子不敢坦诚自己的害怕。我们让男孩子不敢暴露自己的脆弱我们让男孩子不敢暴露自己的脆弱。我们让男孩子藏起真实的自己。”

    阿迪契的TED演讲《我们都该是女权主义者》事实上,我们对“男子气概”的强调也是性别刻板印象的体现,它正是通过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区分强化了性别的二元对立,并且通过性别气质的建构形成了特定的性别角色期待,而这种刻板印象又促进了性别不平等机制的再生产并参与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阿迪契在《亲爱的安吉维拉》中写到:“性别角色的影响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粗暴地违背我们真正的渴望、需求和幸福时,我们常常会屈从。它们很难被抛诸脑后。”

    遗憾的是,很多男性都认为女权主义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甚至因女权触犯到了自己的权威而感到气愤或恐惧。阿迪契在活动上分享了她的经历,尼日利亚人让她不要再写女权,美国出租车司机说自己永远不会去读她这样的人写的书。她在对谈中笑称,自己在前一天上海书展的签售会上看到了很多男性,“几乎与女性读者一样多!”这是她从来没见过的情况,“在其他国家,我的读者永远是女性比男性多。”阿迪契说,性别平等不可能仅仅靠女性的参与达成,她希望有更多的男性能够参与进来,即使她也承认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不是只有黑人作家写身份认同除了女性主义作家的标签,阿迪契身上的另一重标签是非洲黑人作家。我们习惯于将种族与身份相关联,而阿迪契在演讲中提到,自己十分排斥别人认为她是一个书写“身份认同”的作家,这并不代表她觉得身份认同无关紧要,她排斥的是因为她是黑人就将之与身份认同联系起来的看法。阿迪契说,身份认同实际上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如果人们觉得同样的内容由白人男性书写就是普世的,而由黑人书写就关乎身份认同,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歧视。

    阿迪契写作课的老师曾质疑她书写的非洲不够典型和真实,因为她笔下的黑人过着与白人相似的中产生活。他质疑的并非是阿迪契小说的精英视角或是对非洲底层百姓生活的盲视,而是他已假定非洲就是一个蛮荒、贫穷、充满战乱的地方——“有美丽的风景和许多的狮子,非洲人民并不具备自我拯救的能力,而只能等待被慈悲的白人拯救,”阿迪契这样形容西方单一叙事视角下的非洲。

    阿迪契长篇小说作品《半轮黄日》《美国佬》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体偏见导致的结果,当主流叙事选择呈现这种“单一想象”,人们往往会将其作为既定事实来接受。阿迪契承认,如果她不是尼日利亚人或从未到过非洲,而只是从一些白人书写的作品或其它媒介中认识非洲,她也很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在最开始尝试写作的时候,她甚至会不自觉地模仿白人小说中的元素:白皮肤、蓝眼睛的主人公,喝姜汁啤酒并谈论天气——即使这完全背离了她的生活背景与习惯。直到她读了那些非洲人描写非洲的书籍后(即使这类书少之又少),才意识到像她这样的“非白人”也可以同样成为主人公。

    阿迪契将之总结为“单一叙事的危险性”,这种叙事模式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了解的绝非是事情的真相,只不过是一种文化霸权下偏见的叠加。“单一故事的结果就是:它夺走了人们的尊严。它使得我们难以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它强调我们之间的不同,而不是我们之间的相同。”

    “故事怎样被讲述、由谁来讲述、何时被讲述、有多少故事被讲述,这些都取决于权力,”阿迪契说,要想还原一个真实的非洲,找到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和角度就变得至关重要。

    那么要如何讲述这样的故事呢?阿迪契提到了巴基斯坦诗人Mourid Barhouti的一句话:“如果想毁掉一个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讲述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并从‘第二点’开始讲起。”比如我们跳过非洲被殖民侵略的过程直接讲它的落后与贫穷,将不平等的原因归结到个体缺乏主观能动性。想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厘清日常生活我们习以为常的叙述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避免“从故事的第二点开始讲起”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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