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寄生虫启示录：底层互殴，富人遭殃
功夫财经 ， 作者 尼德罗
社会阶层的折叠，其实主要的冲突是在中间，基本上发生中上层、中层和中下层之间。
韩国经济从60年代开始起飞，富人刚好比中国多了一代。所以，韩国富人的暴发户心态已经收敛了很多。
顶级富豪需要家政、司机、保安、快递服务，但他们不需要自己做，其人员也精挑细选。而中产阶层，他们都需要和下层直接接触。
日前，帮助韩国电影首次拿下金棕榈奖的《寄生虫》火了。尽管因为技术问题，影片并没有在中国院线上映，但这并不影响国人热切地参与讨论。
《寄生虫》的导演是奉俊昊，宋康昊则是领衔主演，后者是韩国名副其实的影帝，其主演的《辩护人》、《出租车》在中国都引起较大反响，遑论在韩国本土。电影公映之后，虽然好评如潮，但也不乏争议，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影片并不能真实反映韩国社会的贫富状况；其二是影片中的富人形象过于刻板，说直接点就是“富人看着太傻了”。不过，如果换一个视角看这部片子，即把影片中展示的剧情逻辑看成是一种隐喻，那么这依然是一部相当不错的片子。片中所展示的“底层互殴，富人遭殃”的局面，不仅在韩国，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存在。一则“北京折叠”的故事
在观看《寄生虫》的时候，我想到了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这部荣膺中短篇小说雨果奖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虚构场景。
小说中，北京被折叠成了上中下三层，分别居住着500万上层人、2500万中层人和5000万下层人。不同层的人，享受着不同的收入、服务、权利、时间。当然，上层和中层之间，中层和下层之间，存在一些流通渠道，但总体上，一个人要向上流动非常困难。在《寄生虫》里，朴社长居住在著名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别墅内，这栋别墅称不上顶级，但也称得上是豪宅了。在豪宅地下室的下面，却还藏着一个巨大的地下暗室，里面居住着豪宅主人看不见的“底层穷人”。所以，这座豪宅和地下暗室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折叠的空间，光鲜的富人和赤贫的穷人生活在折叠空间的上下层。影片的刻画虽然充满隐喻，但又不乏现实感。因为从影片描绘的朴社长的情况来看，他大概率是一个新兴富人，有一家中小型的企业，崇尚极简主义风格的装修设计，家里有两台车，分别是奔驰和路虎，家里雇佣保姆、司机和家庭教师。所以，朴社长不是顶级富人，属于社会的中上层人士。而金司机一家，本来是拥有熟练技能的中下层，但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滑落到了下层。不过，通过积极向上的儿子开路，他们试图重新回到中下层，甚至向着中层阶级出发。按照美国文化观察家、《格调》一书的作者保罗·福赛尔的分法，社会人群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其中，真正的上层很少，有部分上层甚至你闻所未闻，属于“看不见的上层”。下层也类似，有部分赤贫人群，他们依然没有上网，没有任何存在感，属于“看不见的下层”。社会阶层的折叠，其实主要的冲突是在中间，基本上发生中上层、中层和中下层之间。这三个阶层所占社会比例越高，社会结构的橄榄型就越明显。反之，则社会不稳定程度更高。
从韩国本国的情况来看，显然已经走出了“拉美陷阱”，其社会中层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5-70%之间，也就是说，韩国社会2/3的人口都属于中产阶级。事实上，韩国的基尼系数为0.3（2016年），这个数字在OECD中排名靠前，跟不少地方相比，已经算非常均贫富了。下层互殴时，中层也遭殃
正如前面所说，影片与韩国现实未必完全贴合，但展示的故事框架却可以解释中层和下层的民众是如何实现命运捆绑的。
在《北京折叠》中，不同空间之间的出入口是有严格把关的，而《寄生虫》中的豪宅—地下暗室则不一样，身处在地下空间的下层人掌握了进入豪宅的权力，虽然不能光明正大，但进出的机关都由他们控制。也许有人会说，真实的豪宅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但这只是一个隐喻，生活中豪宅的主人，也需要保姆、司机、保安、家庭教师、快递员、外卖骑手。当一个BAT的总监级别员工，或者一个中小企业主，他们在北京上海花了2000万买了一套不错的房子，他们依然需要上面这些服务人士。并且，小区的保安、家政服务人员、房产中介和快递员等等，他们往往比房子的主人更加了解自己的家。在客观上，他们是外人，是服务者，但他们却拥有了破坏的能力。而且，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常常是家里的孩子。在《寄生虫》中，最早看到地下暗室躲藏之人的就是朴家的小儿子。他到厨房玩耍，却看到了一个鬼从地下室冒出来，顿时吓晕过去。之后金司机和她老婆同时进入这户人家，也是小儿子最早喊出“他们的味道是一样的”。孩子的行为和言语都不能预料，他们的敏锐度也超过成人，体力上更加羸弱，所以更容易被伤害。但孩子的表达能力有限，豪宅内前后两拨服务人员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小儿子生日派对上的悲剧。同为底层，他们都曾不择手段过，都有过见不得人的秘密，为了捍卫这样的秘密，他们卷入了算计、互殴，并最终演变成公然杀人泄愤。吊诡的是，当朴家前任保姆丈夫刺了金司机的女儿杰西卡后，金司机的暴力机关似乎被打开了，他拿着刀刺向的不是凶手，而是要去开车送女儿上医院的朴社长本人。影片交代了原因，那就是朴社长私下抱怨金司机身上的“气味”难闻，恰好被躲在茶几底下的金司机给听到了。
朴社长是一个素质极高的人，所以他绝不会当面指出，但是在他私下抱怨的时候，他怎么也想不到金司机竟然躺在客厅茶几下面。这种绝对放松状态下的抱怨，直接埋下了金司机对他怨恨的种子。金司机是豪宅主人的服务者，但他却拥有了闯入朴社长私人空间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存在，就表明豪宅和地下室的折叠空间，其流通口是由下面的人把守的。朴社长说金司机“有难闻的味道”，这其实是一种隐喻。
就像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惯习”、“文化资本”。保罗·福赛尔也在《格调》中指出“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所以，下层人可以通过暗门偷偷留到中层，但他们身上的“气味”却难以挥之而去。一旦对方不经意间指出这一点，当事人就会极度敏感、自卑，最后引发不可压制的愤怒。对新兴富人的启示
韩国经济从1960年代开始起飞，富人刚好比中国多了一代。所以，韩国富人的暴发户心态已经收敛了很多。像朴社长这样的财富新贵，也非常地彬彬有礼。对比之下，中国富人富得时间比较短，至少一部分人还处在“自我陶醉”阶段。
前几天，上海某张姓女作家在台风天遭遇马桶堵塞，结果开始援引《寄生虫》这部电影来讽刺物业工作人员，并称自己住着两千万的房子，过着“top5”的生活云云。像张作家这样的富人，实际上只是一个社会的中层或中上层，远远没有成为普通人“看不见的上层”。这样的群体千万不能矫情，一旦自我陶醉过度，就很容易遭遇生活中的难堪。当然，总体上不管中层群体素养高低，来自下层的毁灭性冲击往往是难以预料的。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让人极为震惊的“杭州保姆纵火案”。林生斌夫妇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新兴富人，待人优厚。而保姆莫晶晶因为赌博从中下层滑落到了下层，她的恶习、贪婪让她错上加错，最终造成林太太母子4人命丧黄泉。第二个例子发生在去年年末，清华大学教师丁乙（化名）的妻子韩玲（化名）因为快递退货，遭遇了快递员的残忍杀害。这名快递员供职于百世快递的加盟公司，在网贷平台上欠下十多万，选择了入户杀人夺财。顶级富豪需要家政、司机、保安、快递服务，但他们不需要自己做，其人员也精挑细选。而上海top5张姓作家，杭州保姆纵火案中的主人，以及清华大学老师这样的家庭，他们都属于中产阶层，他们都需要和下层直接接触。换句话来说，在中层和下层折叠的生活空间内，那个流通的暗门，常常由下层把控着。纵观世界历史，除非是彻底的“大革命”，上层社会也可能会受到波及，规模不至于扫荡社会方方面面的“经济危机”、“社会运动”、“群体性事件”，中下层的命运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层和下层民众，其实是在一条船上，这条船要是沉了，即使有救生艇，也没几个人可以得救。最后，分享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多年以前，流行网络小说中的穷人，往往积极向上、乐观心善，而富家公子或小姐则不学无术、任性放肆；但在近几年，这些小说开始经历大转向，小说中的富人往往单纯善良、乐观积极，穷人女孩或男孩则处心积虑、不择手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的新兴富人越来越多了，这些从富人或中产家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者，他们开始掌握话语权，开始进军网络小说领域。穷人形象的变化，实际上表明穷人上升渠道的收窄，以致于一部分穷人需要依靠投机取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方式，来挤进上一个阶层。在微观上，这样的人是可恶的，但在宏观上，对于北上广深有着几千万家当的“一般富人”来说，这样的人太多，可不是什么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