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对那里的几十万人民进行了长达六周惨无人道的屠杀、强暴和抢劫。这些士兵为什么如此残暴？
最近我阅读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在《结语》一章，该书总结了下列原因。摘抄如下：
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这一恐怖暴行与日军在中日战争期间的其他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导致的。 《隐藏的恐怖：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犯罪》（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一书作者田中雄喜认为，现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军队对其官兵施加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的等级特性，这种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是由与天皇的亲疏远近决定的。在侵占南京之前，日本军队就已令自己的士兵蒙受了无尽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给军官洗内裤，或是顺从地站着任由上级打自己耳光，直到被打得鲜血直流。 用奥威尔式的说法，对日本士兵的日常打骂称为军官“爱的行动”，日本海军通过“铁拳”整肃军纪的做法则被称为“爱之鞭打”。
有人指出，在等级制度中，那些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阶层的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向，而日本士兵到达海外后，他们在严酷的等级制度中积聚的愤怒突然找到了发泄口。在国外或殖民地，日军作为天皇的代表，对该地民众享有极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也比当地最有权势和名望的中国人地位高，由此不难看出，多年来一直压抑的对权威的愤怒、仇恨和恐惧终于在南京爆发为无法控制的暴虐行为。长期以来，日本士兵一直默默忍受上级施加给他们的一切虐待，而今中国人也必须接受日本士兵给予他们的任何惩罚。
学者们认为，导致日军暴行的第二个因素是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对中国充满仇恨的蔑视——这种蔑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而成的。尽管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类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种族特征（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以扭曲的方式认为这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独特性），但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将中国人视为低于人类的物种，杀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臭虫或杀掉一头猪一样，无须承受任何道德压力。事实上，无论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日本各级军人经常将中国人与猪相提并论。例如，一位日本将军曾这样告诉记者：“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将中国人看作人，我则将他们看作猪。” 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日本军官将中国俘虏10人一组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推入坑中烧死，他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杀死这些中国人时的感觉与杀猪是一样的。 1938年，日本士兵东史郎在南京写的日记中坦言：“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中国人的性命更有价值。因为猪肉还可以吃。”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军队为暴力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将其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产生的力量同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驱策欧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样强大。1933年，一位日本将军在一次演讲中声称：“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光辉，每一把刺刀的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精神。” 几乎没有日本士兵怀疑他们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当。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永富角户说过，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天定命运。一位当地的基督教牧师问永富：“上帝与日本天皇，哪一个更伟大？”他毫不怀疑正确答案是“天皇”。
有一个比上帝地位更高的天皇站在自己一边，日本军队便坚定地采取下一步行动——相信战争（甚至与之相伴的暴力）最终不仅使日本人民受益，而且使战争的受害者从中获益。许多日本人认为暴力是取得胜利的必要工具，日本的胜利将对所有人有利，并有助于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下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日本那些无情殴打学生和士兵的教师和军官也持同样的观点，当他们对受害者拳脚相加时，坚持认为这完全是为了他们好。
松井石根将军在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时，他或许对日本人这种自欺欺人的普遍心理进行了最佳总结。1937年，他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诉自己的支持者：“我去前线并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怀着抚慰兄弟的心情前往中国。” 后来，他经常这样评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亚洲大家庭”内部的兄弟之争……战争期间我一直怀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必须将这场战争视为促使中国人自我反思的手段。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我们深爱他们。这就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兄长对弟弟的不端行为忍无可忍时，为使他改邪归正，不得不对他进行严惩。
无论战后的事态如何发展，南京大屠杀永远是人类荣誉的污点。然而，这一污点之所以如此令人生厌，是因为历史从来没有为南京大屠杀写下恰当的结局，甚至到了1997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把他们埋在地下，而是将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 南京大屠杀留给世人很多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有人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危险的种族，具有独一无二的邪恶本性，永远也不会改变。但通过阅读大量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文献，以及世界历史上关于古代各种暴行的记载，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民族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危险政府的产物，该政府身处脆弱的文化氛围和危险的时代，因而能够将貌似理性的危险观念兜售给它的国民，而这些观念原本是与人性相悖的。南京大屠杀应该被视为一个警世事件——它告诉我们人类极易被煽动，容许青少年压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杀人机器。
应该从南京大屠杀中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权力在种族灭绝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过历史上大规模屠杀模式的人注意到，政府高度集权具有致命的危险性——只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才会使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规模屠杀（拉梅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种族灭绝和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屠杀）的泰斗拉梅尔完成了对20世纪以及古代暴行的系统性量化研究，并引用著名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权力导致杀戮，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杀戮。”拉梅尔发现，政府权力所受的约束越小，该政府就越有可能根据其领导人一时的突发奇想或心理阴暗面的冲动行事，发动对外战争。 日本也不例外，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见的。由军队和皇室精英控制的威权政体，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策动整个民族去实现少数精英群体的病态目标。
要吸取的第三个教训也许是最令人痛心的，即人类心灵竟能如此轻易地接受种族屠杀，并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消极旁观者，在面对最不可思议的暴行时无动于衷。南京大屠杀当时是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然而当南京整座城市陷入肆意屠杀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却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当年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与世人对发生在波黑和卢旺达的暴行的反应，竟然如出一辙：当成千上万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方式死去时，全世界的反应不过是一边收看新闻报道，一边搓搓手而已。人们可以辩解说，“二战”期间美国和其他国家没能及早阻止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是因为种族屠杀是在战争期间秘密进行的，而且纳粹的屠杀冷酷而高效，直到盟军士兵解放集中营，亲眼看到那里的恐怖景象后，大多数人才相信之前不断收到的相关报告确实是真实的。但是，就南京大屠杀或是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屠杀而言，这种借口却不成立。南京暴行早就显著地刊登在《纽约时报》之类的报纸上，而波斯尼亚暴行则几乎每天都在每户人家客厅的电视里播放。显然，人性中存在诸多怪诞之处，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最恶劣的邪恶行径化作平淡无奇的小事，前提是此类罪恶远在天边，不会对我们个人构成直接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