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危及群众健康的显著因素，但是在中国，关于自杀的研究却如此之少。为什么公共政策都会尽可能避开自杀问题？如何更好地在中国，尤其是自杀比例相对较高的农村地区开展预防自杀工作？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新华社/图）
2019年8月，《科学》杂志（Science）的最新文章再次援引全球疾病负担自杀项目组的最新研究，揭示全球自杀率在地区间的巨大差异。据2019年的最新研究估计，从1990年至2016年，中国的自杀率从很高的位置大幅下降到每10万人10人以下，不过，下降的具体原因不明，且因为人口基数大，还是和印度一起占据了2016年全球自杀死亡人数的近一半。
自杀是危及人民群众健康的显著因素，但可以预防。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预防自杀的报告中曾指出，全球自杀死亡的人数占到了全部暴力致死情况的56%，也就是说远超因人际暴力或武装暴力导致的死亡，在收入相对较高、战争较少、社会治安相对较好的地方，自杀占比更高，可能超过80%。
然而，与大量社会资源关注各类他杀案例相比，对预防自杀的关注却非常少。以至于在今天，中国自杀情况的具体现状、原因及其详细的变化趋势成为一个谜，如何科学、有效地在中国开展自杀预防更无从谈起，目前直接为预防自杀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十分有限且效果存疑。
这一切影响着中国开展预防自杀工作，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且由于自杀的人际传染效应，如果缺乏适当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导致伤害蔓延。
为什么在中国，关于自杀的研究如此之少？为什么公共政策都尽可能避开自杀问题？如何更好地在中国，尤其是自杀比例相对较高的农村地区开展预防自杀工作？近日，曾在中国农村开展过社会学田野调查，并长期研究中国自杀问题的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自杀是社会问题，而非制度或政策问题
南方周末：全球疾病负担项目组的最新研究大致地估计出中国自杀情况大幅下降，但其他更具体的情况说不清楚。根据你的了解，国内关于自杀的调查数据，其范围和质量整体处于怎样的状况？
杨华：目前国内学者难以获得详细的全国性自杀统计数据。即便是官方公布的地方性数据，也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农民自杀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官方没有统计过农民自杀数据。在我们调查过的农村，通过访谈让农民回忆近四十年的自杀案例，受访人越多，挖掘的案例也会越多，说明农民对自杀案例的记忆并不一定是准确的。而官方掌握的数据主要是卫生系统的数据，且更多的是县、乡医院给自杀农民洗胃的数据。能够进医院洗胃的自杀者说明喝药的剂量不大，而多数自杀者并没有等到送进医院就已身亡。另外采取别的一些自杀方式的人一般都到不了医院。所以，官方掌握到的数据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从2010年左右，乡村公共卫生系统开始统计死者的死亡原因，其中对自杀身亡者要进行统计说明，对相关死亡数据进行每月一上报。这有利于更加精准地统计自杀数据。但该统计也有一定问题，因为有时候乡村医生并不一定知晓死者的真实死亡原因，尤其是在一些农村，人们将老年人生病后自杀视为得病身亡，而不认定为自杀。另外，乡村医生跟死者家属确认死亡原因时，如果填写“自杀”，家属可能也有意见，这样乡村医生会根据死者家属的意见去上报死亡原因。这也造成了对死亡原因的不准确统计。
南方周末：你曾提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关于自杀的学术讨论明显不足。其实，除了缺乏详细的自杀统计数据外，公共政策方面也极少关照这一问题。你怎么看待这种现状?
杨华：的确，在中国，学界和政策部门对自杀都讨论较少。之所以如此，从学界来说，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科学界擅长抽象的理论思考，以及对既有数据的分析，而惰于实地调查，包括社会学界也是如此。社科学者都希望在办公桌上研究问题，而不想用脚做学问，当学者们得不到自杀的统计数据时，关于自杀的研究自然也就不可能展开。于是学者就抱怨政府为什么不开放数据。但事实上，当你带着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心态置身于田野时，就完全可以深入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然也就可以做好研究。研究者应该更多地从主观方面找原因，而不是将没有相关的学术讨论归结为客观因素。
从政府层面来说，不是说政府不关心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农民自杀问题有认识，也有相关的干预政策，包括从基层公共卫生开始对自杀数据的统计。诸如对老年人自杀问题的干预、提高老年人医疗、养老待遇等，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干预措施。但政府介入对自杀问题的讨论却较少，地方政府甚至害怕辖区内自杀问题被曝光。地方政府不是将自杀问题视为社会问题，而是错误地认为它是制度和政策出问题的结果。如果一个地方自杀较多，被曝光了，地方主官担心被问责，千方百计地捂盖子。而事实上，自杀作为社会问题，是经济社会、文化及家庭变迁的产物，与制度、政策问题还相距甚远，倒是可以通过讨论和研究，在制度和政策上对自杀进行有效干预。所以，对于自杀问题，政府应该脱敏。
农民进城缓解了代际冲突
南方周末：国外的研究一般认为，自杀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精神类疾病。就你在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民自杀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杨华：根据我的研究，农民自杀的导火索主要是家庭关系问题，自杀的场域主要是家庭。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民自杀，主要源于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包括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紧张关系是结构性的，超越于个别家庭、个别人性格等层面的问题。当时的社会结构之所以有张力，与家庭成员在家庭权力、价值观念、角色期待、资源分配等方面有不同主张有关系。这是现代性进村之后的产物。当然，在空间上，则与家庭成员共处狭窄的家庭空间有关系，这容易给家庭成员本来就有的结构性矛盾和张力制造诱因。
家庭内部密集的交往容易产生成员间的矛盾和纠纷，进而开启结构性紧张关系。当这种张力越大，成员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就越大，也就越难以调和，从而很容易促发某些成员自杀的激烈行为。通常来说，年轻妇女和老年人更容易成为冲突中自杀的高危群体，他们自杀的诱因是夫妻矛盾、公婆与媳妇的矛盾以及亲子矛盾。
南方周末：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村自杀情况远高于城市，但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也观察到中国自杀比例，尤其是农村自杀比例的大幅降低。从社会学的视角，如何去解释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自杀比例的大幅降低？
杨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到城市务工，年轻妇女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之中，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年人和小孩。同时，2000年以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城镇化加剧，他们不仅在城镇务工，还在城镇定居。这种代际之间在空间上的隔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代际之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
代际之间不生活在一起，没有需要共同作出决定的家庭事务，且长时间不见面，反而使得亲子关系、婆媳关系转向亲密化、和谐化。另外，青壮年的城镇化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需要父代长时期的支持才能完成，包括父代对子代在城镇购房的支持、父代作为“老漂族”给子代看管小孩，以及父代给子代的城市生活输送柴米油等物质，这些都加强了代际之间的情感关系，而极大地化解了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从农村整体社会环境来讲，2000年以后，农村成为争相进城、实现家庭发展的竞争社会。农民家庭要想在竞争中不落后于他人，甚至比他人更早更快地城镇化，就得集全家之力，也就是代际合力才能实现。这样的话，代际之间在家庭权力及资源上就不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这样也就极大地缓解了家庭内部的张力，使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弱化。
也就是说，村庄社会的竞争关系冲淡了家庭内部的结构性紧张关系，代际之间的张力被代际合作取代，两代人为了共同的家庭发展和与他人竞争的目标而实现了真正的“上阵父子兵”。农民城镇化的竞争越激烈，代际合力就越有必要，代际关系就会越紧密，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就越弱，由此带来的矛盾、纠纷及自杀就越少。
南方周末：代际合力只是村庄内部竞争格局变化的产物吗？
杨华：代际合力的形成，除了要共同面对村庄竞争之外，还与农民家庭资源的获得渠道与空间有关系。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家庭资源主要是在村庄内部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的，对每个家庭来说，获得更多土地、投入更多劳动力就能获得更多财富。于是在村庄里，除了村民之间在土地、山林、水利等资源上有竞争之外，在家庭内部，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之间在土地和劳动力上也存在竞争关系，都希望获得更多土地和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比如子代希望父代的劳动力能够投入到自己小家庭的事务上，而父代也有自己的事务，也希望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于是二者就构成了张力。
而2000年以后，青壮年的流动与城镇化，使得农民家庭的资源和财富更多地是通过外出务工来获得，家庭的土地则完全由中老年人来耕种。这样，代际之间在家庭资源和劳动力上就不存在竞争，而是形成了老年人在家务农和年轻人在外务工的劳动力分配格局。老年人在家种地，还能够照顾孙辈，解放了年轻人的劳动力。家庭正是通过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与合作参与村庄竞争。在这种分工与合作模式下，家庭内部也就不再有较强的紧张关系。因家庭结构性紧张关系而导致的农民自杀持续减少，年轻妇女自杀基本上绝迹。
关于自杀研究的四个建议
南方周末：与社会学关注社会结构性转变不同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倾向于认为，中国1990年代以来自杀率的大幅下降可能主要归结于农药使用量的下降和毒性的降低。而从国际上来看，中国自杀情况的变化也显得十分独特，且缺乏足够确凿的解释。你怎么看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中国自杀问题的不同解释？
杨华：这些年来，农村自杀问题大为缓解，中国自杀率大幅下降主要源于农村自杀率的下降，而农村自杀率下降又要归因于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的骤降。目前农村自杀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自杀上。老年人自杀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上升的趋势。
农村对农药的管制和使用变化，确实减少了一些自杀，但主要减少的是那些并不是真正想通过喝农药身亡的自杀，比如赌气型自杀、威胁型自杀等。真正想自杀身亡者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自杀。其实，公共卫生学领域的自杀研究主要是从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疾病去探讨自杀原因，给出的干预措施也多为个体性的。但是，中国社会正处在巨变之中，自杀问题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尽管与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有关系，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更多地还是需要从社会整体层面给予关注和解决。
南方周末：那在你看来，要想真正弄清楚中国自杀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做哪些研究工作？
杨华：我觉得对自杀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第一，要加强调查研究，除了数据上搜集和统计之外，还要深入自杀者所处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之中，将自杀个案置入整体环境中去理解自杀问题。自杀问题是现代化的产物。农村自杀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它与农村其他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会有勾连和相互联系的一面。因此，在研究自杀问题时，也要关注农村经济社会的其他问题。
第二，要在全国农村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区域比较研究。中国农村区域广阔，经济社会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巨大，不同地区的自杀问题也有差异，通过比较研究找出不同地区、不同群体自杀的逻辑与机制，然后因地制宜地探寻出干预的措施。
第三，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在自杀问题上脱敏，既不能讳疾忌医，也不能将自杀问题政治化。只有开放的心态才能通过调查、讨论和研究把握问题的真谛，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第四，要在农村一线多做实践，总结经验和好的做法。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从2002年开始在湖北荆门、洪湖等地四个村做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实验，将老年人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娱乐、闲暇、家庭矛盾、照料等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实践四五年后，当地老年人就对老年人协会有了主体的认同感，并且说自从有了老年人协会，老人“吃挂面”（当地对“上吊自杀”的别称）的都少了。这样的做法成本低、效果好，值得推广。这种实践要多做。
基层组织是预防农村自杀的重要主体
南方周末：看来研究上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那实践层面，目前要想解决好自杀预防问题，你认为关键是什么？
杨华：就目前农村的情况来说，老年人自杀已经成为很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必须有承担责任的主体。一方面，老年人自杀更多的不再是因为家庭关系紧张，而是由于人口流动、农村家庭发展和竞争压力带来的对老年人精神和物质照料的缺失。个体家庭已经难以承担这个责任，必须有超越个体之外的主体来承担。
另一方面，老年人自杀作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理应由国家通过设置议程来解决。所以，对于农村老年人自杀，国家要成为责任主体。但是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子代就可以推卸责任。个体的责任依然需要承担，毕竟是由于其赡养的责任没有履行到位而造成老年人自杀的。
那么就履行责任而言，在国家层面就是要将农村老年人自杀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对待，要将其问题化，要主动地讨论问题、出台政策，进行有效地干预。其中，基层组织是农民自杀干预的最重要的主体。一方面基层组织，尤其是村两委干部最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出现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出现并及时干预；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包括将妇女组织起来解决妇女及家庭问题；将老年人组织起来解决老年人精神照料及家庭矛盾问题。将这些问题解决了，导致农村两大自杀高危群体——年轻妇女与老年人自杀的结构性因素也就很大部分解决了，他们也就不太会去自杀了。
再者，基层干部可以介入农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及时解决农民家庭问题、调解家庭矛盾、化解农民心理问题，从而减少诱发农民自杀的负面性事件。
南方周末：既然自杀的导火索主要是家庭关系问题，那么家庭成员在自杀预防中应该处于怎样的角色？
杨华：个体家庭也要承担其责任。这就需要地方政府要将自杀当作非正常死亡事件来对待，要对自杀个案进行立案调查。一是要调查真正的自杀原因，进行归档统计；二是要找出自杀的责任，让个体家庭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三是对其他家庭给予震慑和教育，使他们承担更多还没有尽到的养老责任。在有些农村地区，农民对老年人自杀不当回事，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老年人自杀是正常死亡。通过国家对老年人自杀问题的介入，可以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
南方周末：从预防自杀的现有措施来看，近十年来，全国已经陆续建成了近50条心理援助热线，也称预防自杀热线，以应对包括自杀在内的心理危机问题，主要通过接听电话的形式开展相关的干预工作。你觉得这是否能帮助解决农民的精神困扰和自杀问题？
杨华：预防自杀热线的方式是很重要的自杀干预措施，相关机构和人员做了很多的工作，付出了很大的热情，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非常值得赞赏和鼓励。但是这种自杀干预也只能干预部分能够干预的自杀行为，也就是意欲实施自杀者中会打电话的那部分自杀，这部分人确实是有精神或心理问题困扰，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是大部分自杀者并不会将自己的自杀心理或行为跟人分享。而在农村，无论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自杀，还是现在的自杀，多数不是因为个体精神或心理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因而不能仅仅靠个人心理疏导来化解问题，而是要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所以，预防自杀热线对农村自杀的干预难以起到效果。对农村的自杀干预还是要借助于基层组织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深入群众，将农民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