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黄锺瓦缶”与“击瓮叩缶”
朱本末
“黄锺瓦缶”这个成语，锺和缶都是古代的容器，这里指黄金制作的锺和黄土制作的瓦罐，用来比喻艺术性较高和较低的文艺作品。而“击瓮叩缶”中的“击”与“叩”都是敲击的意思，“瓮”与“缶”都是可供敲击的陶制瓦器，其中“缶”又是古代各种陶器（古人称之为“瓦器”）的总称。那么，“缶”究为何物，“缶”字的构字理据该如何分析，下面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缶”。
“缶”字的甲骨文为独体象形字，象制做陶器的情状，下面的构件表示正在制作的陶器坯子，上面的构件代表制陶的工具。“缶”字的含义可作为各种大腹、大口的陶制容器的泛称，应该是“匋”（陶）的本字。“陶”这个字的古文字字形并没有右耳刀这个构件，也就是说“匋”才是“陶”字的原始模样，“匋”这个字中有一个“缶”字，剩下的“勹”本是一个弯腰俯视的人形，表示一个人正在躬身制做陶器。“陶”字与“缶”字的区别在于：“缶”是以工具来制做陶坯，而“陶”则是制陶工人在制做缶，其实二者的造字原理是一致的，所以“缶”应该是“匋”（陶）的本字。
金文、小篆的字形跟甲骨文一脉相承，仍然表示的是制做陶坯的情状。今文字在小篆的基础上加以楷化，还隐约可见其古文字形体的轮廓。
“缶”的造字本义是指各种陶器（古人称之为“瓦器”）的总称。
《说文·缶部》：“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象形。”《说文》的解义是正确的，但未能详解“缶”字是如何象形的。
前文我们说过，“缶”与“匋”（陶）本应该是同一个字，请看许慎对“匋”字的解释，《说文·缶部》：“匋，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匋。案：《史篇》读与缶同。”
其实，“匋”字不仅古音“读与缶同”，其构字原理也是与“缶”相同的，它比“缶”多出的构件其实是个侧面弯腰的人形，表示一个人正在用制陶工具制做陶器，可见“缶”与“匋”的造字本义是相同的。
然而《说文》作者未能识别这一共性，误将这一构件的作用解释为“包省声”，认为“匋”是个形声字，其形符为“缶”，而声符为省写的“包”字，这样的解释是不符合“匋”的造字原理的。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来看，“缶”字形象地再现了陶坯制作的现场情状。
既然“缶”与“匋”（陶）的本义是相同的，都是各种陶器的总称，那么各种陶器也就都可以称之为“缶”，也就是说“缶”并非是指某一种特定形状的陶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也就是说“陶”制做出形状以后还需要“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陶冶性情的“陶冶”一词的来历。
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陶器时代就是人类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从距今约7000年的山东滕县北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来看，当时人们就已经能制作各种陶鼎、陶碗、陶盘、陶壶等器物了。
再来谈谈关于作为乐器的“缶”：其实“缶”并不是专门的乐器，缶原本是古代一种盛水或酒的陶器，用来盛酒的缶能够成为乐器，是由于人们在盛大的宴会中，喝到兴致处便一边敲打着盛满酒的酒器，一边大声吟唱。因此《说文》中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鼔之以节歌。”其实缶即使能够扮演乐器的角色，也并不是很高雅的乐器，恰恰相反，它是比较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缶”被作为敲击乐器的记载并不多，最典型的有两次：
一次是李斯《谏逐客书》中的记载：
“夫击瓮叩缶、弹筝博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这说明秦人音乐古朴，没有中原音乐先进，可见，在秦始皇那个年代，秦国风俗上已经认为击瓮叩缶俗气了些，难登大雅之堂。
另一次也是最有名的一次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记载：
“‘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秦人不善器乐，难为高雅正统之声，只会击缶为娱，而且可以看出蔺相如对秦王的蔑视与嘲弄。秦赵两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仗着实力强，又借着点酒劲，开始欺负赵王，让赵王给弹段曲子听，并且让史官记录下来：秦王想要娱乐娱乐，命令赵王鼓瑟。蔺相如为了国家尊严，毫不让步，拿了个缶就跑上来，让秦王击缶。秦王自重身份不肯击缶，于是蔺相如就威逼秦王：今天这个瓦盆你敲也得敲，不敲也得敲。秦王没办法，只好忍受着巨大的侮辱，敲了一下缶。于是蔺相如也命令史官记下：赵王想要娱乐娱乐，命令秦王击缶。
有了上面史料的记载，“缶”也就有了一点乐器的功能，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乐器。
“缶”字今天已不单独使用，一些以“缶”为形旁的形声字（如：缸、缽、缺、罄、罅、罐等）大多与陶器有关，而个别留存在成语中的“缶”，其文化含义往往都是指“陶制容器”的意思，例如：“黄锺瓦缶”这个成语，锺和缶都是古代的容器，这里指黄金制作的锺和黄土制作的瓦罐，用来比喻艺术性较高和较低的文艺作品。又如成语“二缶锺惑”，“二”是疑惑的意思，意谓弄不清缶与锺的容量，用两种容量不同的器具来量粮食，怎么也量不清。比喻标准不一，是非不明，弄不清普通的是非道理。语见《庄子·天地》：“以二缶锺惑，而所适不得矣。”
那么既然说到“缶”的一点乐器功能，还是要说明一下，其实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乐器敲击它不过也就跟今天人们用筷子敲饭碗差不多。这令鄙人不禁想起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导演的壮观“击缶”场面。
首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击的“缶”是否真的是“缶”，当代著名文物鉴赏家马未都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是这样评价的：
缶是什么，估计百姓弄不清楚。缶是瓦罐，盛酒盛水，地位自古不高，《礼记》载：“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你看内外有别；“击缶而歌”说的也是饭前饭后的娱乐，不是正经的演奏会。至于蒙皮大方缶，在2008年8月8日晚8点8分之前，全世界哪儿也没有，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个青铜鑑缶（奥运缶的原型）说起来也是个定名误会。缶的本义是瓦器，吴昌硕晚年自称“老缶”，意思是说已禁不起折腾了。朱子家训中“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一句表明的也是缶的地位。蒙皮的缶历史上没有，蒙上皮敲打怎么说也是鼓。（见“新浪博客·马未都”2009年3月25日《第四百零七篇·缶的喜剧》）
可见“缶”在历史上只是地位低下的陶质容具，青铜质料的怎么能叫“缶”呢？黄锺瓦缶岂能混淆。
其次，再来看庄重的场合是否适合“击缶”，黄锺瓦缶岂能混淆？更何况,“击缶”也应该是敲击缶体本身，也不至于在缶的上面蒙上鼓皮来敲击呀，奥运会上“击缶”传出来的实际上是击鼓的声音，这不是蒙人吗？亏得张艺谋或者某位参与策划的“专家”想得出来。奥运开幕式的击缶演出简直是有损国格。何出此言？请诸位回顾一下我在前文讲到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的“秦王为赵王击缶”的典故就什么都明白了。
中华乃数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民族乐器与民族音乐异彩纷呈，然而，向世界展示中华古文明的奥运开幕式，中国人却穷到了“击缶”的地步，这跟一个乞丐敲着破饭碗向人求乞有什么区别？哪管你“击缶”的场面再宏大，稍有中华文化底蕴的华人也会感到无地自容。这就是文化！只有“科学发展观”，没有“文化发展观”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