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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霭龄对民国政治的影响,或许超过了宋美龄

发布日期:2019-12-12 00:00:00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霭龄最不显山露水,但她对蒋介石及民国政局的影响,或许超过了宋美龄。

    接触过宋霭龄的人,对她的手腕,均有颇高评价。比如,吴国桢说宋霭龄“很有才能”,是家族“真正的智囊”①;钱昌照也说宋霭龄“绝顶聪明”②。

    大体而言,在宋家内部,宋霭龄与宋美龄、宋子良是一派,而宋子文与宋庆龄、宋子安走得更近。

    

    图:宋氏三姐妹

    孔祥熙、宋霭龄夫妇与蒋介石关系紧密,是有历史渊源的。

    1927年3月,率领北伐军抵达南昌的蒋介石,与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产生了意见不合。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政治立场倾向于后者,遂扣留了给蒋的粮饷。帮助蒋解围的,是倪桂珍、宋霭龄母女。她们亲赴武汉,“力促宋部长筹发两百万元,秘密运浔”,才使得蒋“军饷无虑。”③

    在蒋介石、宋美龄的婚事问题上,宋子文也是一个竭力反对者,一度闹到了“几乎兄妹决裂”的地步。也是多亏了宋霭龄的支持,才使得蒋、宋之间的婚事成真。据时人观察,宋美龄此后:

    “终身感谢大姊,但对阿哥总不无芥蒂,而蒋对宋子文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④

    宋子文与宋霭龄夫妇的关系,始终相当紧张。如吴国桢所言,宋子文“对孔祥熙的智力评价很低”,且“同自己的姐姐孔夫人在家中长期不和”。⑤

    

    图:1943年,蒋介石、蒙巴顿与宋子文在重庆合影

    宋霭龄很善于将自己在家族内部的影响力,变现为具体的政治利益。据曾经长期追随孔祥熙的徐家涵回忆:

    “孔妻宋霭龄,在幕后操纵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国际金融投资市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个家族内部发生摩擦,闹得不可开交时,只有她这个大姐可以出面仲裁解决……她的势力,直接可以影响国家大事,连蒋介石遇事也要让她三分……”⑥

    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也注意到:

    “蒋夫人有时候还会耍点小姐脾气,但对她的大姐却像对母亲一样,很听孔夫人的话……若孔夫人对蒋先生所说的话有意见时,蒋先生往往也无第二句话。”⑦

    1933年,孔祥熙代替宋子文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宋子文下台的主因,是蒋介石不满宋执意要在国家财政上推行严格的预算制,这种制度束缚了蒋在财政开支上的自由度。孔祥熙的上台,则与宋霭龄的活动有直接关系,如吴国桢所言:

    “在30年代初期,子文被撤掉财政部长,是孔夫人策划的,并由孔祥熙取而代之。”

    而据侍从过孔祥熙夫妇的宓熙回忆,孔上台后,“财政大计,宋(霭龄)也能出主意,可以左右孔的行动”。

    

    图:左起,前排:宋美龄、倪桂珍、宋霭龄;后排:宋子安、蒋介石、孔祥熙、宋子良。

    宋霭龄对蒋介石的影响,很多时候是通过宋美龄实现的——宋美龄在维护孔家利益一事上颇为坚决。唐纵在1943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近来委座与夫人不洽,夫人坐在孔公馆不归,委座几次去接,也不归。闻其原因,夫人私阅委座日记,有伤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院长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担任,夫人希望由孔担任,而反对宋……”

    直到10月3日,宋美龄才从孔公馆归家。唐纵又在日记中写道:

    “外间谣言甚多,谓委座任主席,行政院不让孔做,以是孔夫人诉于夫人,夫人与委座不洽。问于俞侍卫长,俞不否认……”⑧

    稍后,“史迪威事件”爆发,再次给了宋霭龄驱逐宋子文扶植孔祥熙的机会。当时,宋子文遵照蒋介石之意,已说服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但蒋却突然反悔,决定留用史迪威,且与宋子文大吵了一架,“令其即速滚蛋”。

    促成蒋介石立场改变的关键人物,即宋霭龄与宋美龄姐妹。

    据史迪威日记,蒋介石与宋子文商量撤换史迪威一事,被宋霭龄、宋美龄获知后,宋霭龄当面“指责了‘花生米’”,蒋气得“调头走出了房间”;蒋介石回到房间后,宋霭龄、宋美龄又极力为史迪威辩护。最后,在两姐妹的建策下,史迪威配合演了一出“悔过戏”,获得了蒋介石的谅解。事后,宋霭龄告诉史迪威,自己如此这般做法的实质是:

    “在‘她的血肉’(宋子文)和中国的利益之间做出选择”。⑨

    这当然只是一种漂亮话。宋霭龄之所以支持史迪威,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在于将宋子文驱逐出政治核心,而驱逐宋子文的目的,又在于让孔祥熙上台。而且,这当中还有极重要的现实利益——史迪威掌控着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权,宋子文则长期主持“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若史迪威被迫离开中国,则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权很有可能落到宋子文手中。这是孔祥熙与宋霭龄不愿见到的结果。在这件事情上,黄仁宇的分析是准确的:

    “如果宋子文之逐史迪威计划成功,则他在蒋委员长面前的信用必大增,也必使他姊妹之间及其他附从者的权势减少,所以史迪威必须留着。”⑩

    此番风波,使得史迪威被驱逐出中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一年。

    在这一年间,史迪威主要做了三件事情:(1)谋划夺取全部中国抗战军队的指挥权;(2)对陈纳德领导第十四航空队的援华行动进行控制(比如拒绝提供充足的油料给第十四航空队去援助衡阳的中国守军);(3)介入“华南分离运动”,煽动鼓励包括薛岳、龙云等人在内南方八省军阀(前军阀)推翻重庆国民政府,成立新的“西南联防政府”。史参与后两件事的目的,均旨在促成第一件事。⑪

    这些事情,对中国抗战造成了极大伤害。

    

    图: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合影

    在宋霭龄看来,巩固、扩展孔家权势的最有效手段,莫过于用亲孔派人士包围住蒋介石。为了造成这种包围,宋氏姐妹采取了两种手段:

    (1)打击、排斥蒋介石所信任的厌孔派人士。

    戴笠与宋子文是厌孔派人士的代表。戴笠在1943年铁面无情查办了林世良案。林是中央信托局运输部经理,孔祥熙的亲信(有传言称他曾被视为孔二小姐的未婚夫),自此与孔祥熙势同水火。此番风波不但造成了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妻间发生巨大裂痕,也使得宋霭龄与宋美龄对戴笠的观感极度恶化。1943年9月10日,贝祖诒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如此描述戴的处境:

    “孔夫人与雨兄(注:戴笠)情感日恶,此为缉私处更动之原因。蒋夫人返国时,对雨益不相容,闻至今尚未与雨兄谈话,甚至对外宾谓政府将令雨兄出国。委座对雨兄信心似未摇动,惟雨兄应付环境痛苦情形,不言而喻,委座亦深感左右为难乎。”⑫

    同为厌孔派人士,宋子文与戴笠关系极好。他接到消息后,立即回电关照贝祖诒,要他对戴笠的生活多加关心,若戴在经济上有困难,可全力帮助,不必再来电请示,“即照数接济,毋须先期电告”。

    (2)拉拢受蒋介石器重的心腹干将。

    胡宗南是这类被拉拢人士的代表。据胡宗南之子胡为善披露,宋美龄当年“想把孔二小姐孔令伟嫁给我父亲。父亲表面上也不好推辞,暗地里想了很多办法。”熊向晖也讲,“实际上,是宋美龄,不是陈立夫,托人介绍孔祥熙的二姑娘孔令伟给胡宗南。胡宗南到重庆,故意穿士兵衣服,跟宋美龄委托的说媒人说,在抗战期间不谈个人婚姻问题,不结婚,理由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宋霭龄、宋美龄姐妹欲将孔二小姐嫁给胡宗南一事,发生在1944年。胡宗南当时正与叶霞翟恋爱,故婉拒了这桩婚事。于是,在1944年7月6日的日记中,胡宗南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载:

    “下午四时,谒见夫人于山洞主席官邸,在会客室时,孔二小姐先出相见,酬答之间颇有感情,盖余与孔令侃颇有友谊也。未几,夫人召见,点心后,孔夫人来,孔态度冷落,与前次相见大不同了。未几,辞出。”⑬

    “孔夫人来,孔态度冷落,与前次相见大不同了”的缘故,与胡宗南对婚事的婉拒直接相关。

    

    图:孔祥熙夫妇与其女孔令仪合影

    更意味深长的是,此番婉拒之后,1944年8月中旬,重庆政界开始流传两则桃色新闻,一者称“戴笠利用自己的学生叶霞翟的美色控制胡宗南”,一者称“戴笠利用自己的姘头容太太控制宋子文”,且谣言迅速传到了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唐纵等人耳中。

    很显然,这两则桃色谣言的目标非常明确,旨在动摇蒋介石对戴笠、宋子文、胡宗南等厌孔派人士的信任。

    注释

    ①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②《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③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 ,国史馆2003年,第130页,转引自刘洪哲《1927年蒋介石与宋霭龄“九江密谈”探微》,《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④谭光:《我所知道的孔祥熙》,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⑤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241页。

    ⑥徐家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经济工商编)》第14卷,第364、365页。

    ⑦陈三井:《我做蒋介石“御医”40年——熊丸先生访谈录》,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177、178页。

    ⑧《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73、384页。

    ⑨《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06、207页;⑩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出版社1994年,第339页。

    ⑪言九林,《飞虎队援助中国抗战,史迪威为何横加阻挠?》;《蒋介石父子为何不肯重用“名将薛岳”?》。

    ⑫郑会欣,《从宋子文赴美期间电报看战时重庆官异动》,收录于《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258。

    ⑬胡宗南日记(上册),2015,第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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