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畅销读物《明朝那些事儿》中，王阳明揍宁王的桥段可谓是赚足了读者的眼球。根据书中描述，当时宁王将艨艟战船铁锁连环，准备在战场上一展神威，不料却让王阳明一把火烧了个精光，震撼效果丝毫不亚于《三国演义》中的赤壁鏖战。
这段神还原《三国演义》的大战当年不知笑倒了多少粉丝，就连《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也一度调侃道：“宁王之乱距明初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想来《三国演义》应该公开出版了吧，朱宸濠先生那么有钱，为什么不买一本回来好好看看呢？”
当年明月的这番困惑，若是宁王地下有知，只怕他会一把掀开棺材板，然后大声说一句：“本王冤枉！”
那么，宁王到底冤在哪儿呢？
一、高度专制
宁王的这番冤情，还得从明初的印刷业发展史说起。
明王朝建国之初，经济疲软，百废待兴，明朝的统治者，也采取了极度严格的文化政策。比如朱元璋登基伊始，便下令各地学校“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而其他的书则“宜戒勿读”。
大力推广儒学之下，孔子等圣贤们关于小说的教诲成为了当时人人遵奉的金科玉律，而一大批民间通俗读物则在“子不语怪力乱神”、“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的评价下，享受了现代学校中影响学习成绩的闲书待遇，印刷与出版通通成为了老大难问题。
这种文化政策，到底有多严格？且不说明太祖朱元璋在位，多次兴起大狱的洪武年间。哪怕是在风气相对宽松的“仁宣之治”年间，画家戴进仅仅因为在其作品《秋江独钓图》上用错了颜色，就立刻被剥夺了宫廷画师的俸禄，落得后半生贫病交加。
画幅画尚且如此，图书的“风险性”，当然也是可以想。而且与这“风险性”一样难的，还有技术问题。明朝把科举制度推到顶峰，印刷图书放在当时，又是个高成本的事儿。所以有限的印刷资源，比如相关的工匠与资金，都被明王朝调用到“四书五经”等官方图书的印刷里。民间的书坊？就算想印小说，如《三国演义》这样的“大部头”，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如此情景，正如“娄东三凤”之一陆容的话：“国初书版，唯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明初通俗读物刊印的萧条，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明朝开国的一百多年里，一直到十六世纪早期，虽说《三国演义》等名著早已问世一百多年，但别说成为“畅销书”，正式出版都基本没影儿，长期作为手抄本流传。一直到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时，第一本正式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才算正式出版。是为明代图书出版的里程碑事件。
而在这之前，正德年间大战鄱阳湖的王阳明与宁王朱宸濠，都是真的都没看过正式出版的《三国演义》啊。但这也怪不得宁王不爱学习，实在是客观条件不允许，才让宁王上演了一幕现实版的“火烧赤壁”。
二、特殊爱好
其实，《三国演义》在嘉靖年间才得以出版，并不是个偶然事件。
宁王兵败后仅仅几年，历史的指针就指向了嘉靖时代，而印刷出版业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作为一位藩王家的孩子，朱厚熜5岁便开始读书写字，还曾进府学跟随湖广提学副使张邦奇学习儒家典籍，国学造诣绝对可以在明朝历代皇帝里排到顶级。
嘉靖登基后，依然不改对文化事业的热情。前任们不敢发行的通俗读物，在嘉靖眼里却是颇具吸引力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个热爱文学的特殊爱好让嘉靖对图书出版方面放的很宽，再加上嘉靖晚期成天求神问道，更是无心理会印刷出版业。
谁知如此一来，嘉靖反而意外收获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印刷出版业。据史料记载，嘉靖时代的印刷业在规模上和技术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明朝通俗读物的印刷刊发，也在嘉靖在位的四十五年里，突然进入了井喷状态，一大批优秀的通俗读物便是在这一时期刊印传播，成为了大行于世的畅销书。
当然，这个井喷状态，也不止嘉靖皇帝一个人的功劳。明朝嘉靖年间，也是中国商品经济空前火热繁荣的年代，城市文化高度发达，老百姓对通俗小说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诸多因素交织，就令明代的图书事业，迅速红红火火。
比如嘉靖年间的福建建阳，就成了重要的出版中心，以至于“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中心”。简直成了当时中国的“文创中心”。诸如《三国演义》这样的名著，自然引得书商们一哄而上。新作品也更如雨后春笋，除了涌现出《西游记》《杨家将演义》等重量级作品外，书坊主人们还雇佣作者“跟风”，创作相关题材作品。“公案小说”“神魔小说”等各个题材，迅速在明朝风靡起来。
一直不受待见的印刷出版业，就这么在嘉靖的特殊爱好下，进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全盛时代。这不仅带给后世之人一睹前人佳作的宝贵机会，更带火了明朝中后期“隆万中兴”时代的繁荣文化，其意义更超越历史——明清发达的野史文化，中国通俗小说的兴盛，确切说来，都是以嘉靖年间，通俗文学的繁荣为起点。
诚然，嘉靖放宽图书出版的最初动机，或许只是出于对文学作品的纯粹爱好，但就是这么一抬手间，文化的春天已经到来。
参考资料：胡凡《嘉靖传》、姬志香《明代书坊刊印通俗小说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