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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好“色”:色到极致,便成为一种道

发布日期:2020-01-08 00:00:00
来源:凤凰网读书

    日本文化中,“色”是一个常见的意象。

    它是女人和服领口露出的雪白颈部。

    是美妙的手,微微弯曲。

    是危险的美,生命的热力。

    但“色”,并不一定意味着色情与色欲,有时反而是远观而不亵玩的纯粹,是人情通达的聪慧。

    “好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好美”,日本的“色道”,归根结底就是“美道”。

    “色气是一种肉身话语,它的终极指向是灵魂的自由。”

    

    | 江户时代的“色道”与身体审美 |

    “色道”这个词,在古代汉语文献中似乎找不到,应该是日本人的造词。其提出者是江户时代的藤本箕山,他自称“色道大祖”。

    什么是“色道”呢?简言之,就是为好色、情色寻求哲学、伦理、美学上的依据,并加以哲学上的体系化、伦理上的合法化、价值判断上的美学化、形式上的艺术化,从而使“色”这种“非道”成为可供人们追求、修炼,类似宗教的那种“道”;而只有成其为“道”,才可以大行其“道”。

    藤本箕山所要建构的色道,是游里中的一种有交往规则、有真情实意、有文艺氛围、有历史积淀、有审美追求的男女游乐之道。色道建构的目标,就是要将游里加以特殊化、风俗化、制度化、观念化,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审美化。

    正因为有了审美的追求,才需要将“廓内”(妓院内)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来看待,从而规避了普通社会对它伦理道德上的要求;正因为有了审美的追求,才需要订立一系列规范,并且使这些规范由一般的规矩规则上升为特殊的游戏、审美的规则;正因为有了审美的追求,原本是肉体交易的下流行径,才能转换为指向身体之美的观照,从这个角度说,色道的本质就是将身体审美化,将肉体精神化。

    

    在藤本箕山之后,江户时代关于色道的书陆续出现,如《湿佛》《艳道通鉴》等,甚至还有专讲同性恋——所谓“众道”——的《心友记》,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与色道相关的理论性、实用性或感想体验方面的游廓冶游类的书,如《胜草》《寝物语》《独寝》等,也属于广义上的色道书。

    藤本箕山的“色道”可谓“吾道不孤”,蔚为大观,形成一种颇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些书与《色道大镜》虽然在看法上、写法上有所不同,但基本观念却是相通的。

    日本“色道”的基本指向是“色”。

    这里的“色”不仅仅是指女色或情欲、性欲,它是一种“色气”,即“色之气”,是色的普遍化、弥漫化和精神化,从这个角度上说,色是“对所喜所爱的追求,并不单单是淫欲”。

    在柳泽淇园(江户时代中期的武士,日本文人画家先驱)看来,

    “色”是一种青春之美,故曰“年轻时无色,便没有青春朝气”;

    色是一种生命力,故曰“年老时无色,就会黯淡而乖僻”;

    “色”还是“士农工商”一切阶层和身份的人,乃至天地自然万事万物都必须具备的东西,没有“色”,各阶层的人便黯淡无光、无甚可观,天地间也死气沉沉。

    显然,它不是某种特殊的、具体的美,而是从两性的身体之美推延开去的普遍意义上的“美”。

    

    正是因为日本色道具有这种普遍审美的性质,所以在日本的色道著作中,乃至受“色道”影响的“洒落本”“浮世草子”中的“好色物”“人情本”,很少刻意地渲染性感受,而是不厌其烦地描写男女交际的过程,这些过程基本上属于精神层面。这一点常常出乎日本国之外的外国读者的想象,那些大肆标榜“好色”“色道”的书,似乎显得名不副实。

    然而这恰恰是日本的特色,是从平安时代《源氏物语》以来就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因而可以说,

    日本文学中的“好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好美”,日本的“色道”归根结底就是“美道”。

    这种“美”不是山川之美,不是鸟木虫鱼之美,而是人之美。而人之美的载体是身体,因而是“身体之美”。换言之,

    日本色道所追求的是身体的审美化。

    用西方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日本色道就是“身体美学”,英国美学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提出,“美学是一种肉体话语”,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亦明确提出要建立“身体美学”这一学科。实际上,在东方世界,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虽无身体美学之名,却早有了身体美学之实,我认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色道,就属于身体美学的一种典型形态。

    色道作为一种“美道”,作为一种身体审美或身体美学的形态,首先是因为它在游里中建构了自己的特殊“道场”,即审美场域。

    

    在世界各国的许多历史时期,妓院都既是一个藏垢纳污之处,又是一个社会最唯美的、最精致的文化之所在。江户时代的游里文化,是蓬勃兴起的市民文化的产物,但江户时代毕竟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刻的时代,狎妓总体上是对婚姻家族制的叛逆,是触犯一般社会伦理的,于是色道又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局限在游里这一特定环境中,以避免与社会正统伦理形成全面冲突,从而在社会性中寻求一种超社会性,在守法与背德中形成一种张力,在束缚中求得自由。从美学的角度看,这当然也十分有利于审美关系的形成。

    从身体审美的角度说,日本“色道”的基本出发点是身体,而“身体”不同于“肉体”。肉体是纯自然的、物理的,而身体却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身体是肉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色道的身体审美作为一种有规则的审美活动,也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环境和氛围中才能成立。

    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官府在特定区域划出红灯区,让游廓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经营,因此,虽然它与一般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是一个相对孤立的特殊社会、特殊圈子,具有相当程度的超现实性。男人们到这里来,除了满足肉体的需要之外,还为了满足审美的需要。

    

    好色一代男 (1991)

    以日本色道的看法,普通女子的价值和功能是生子持家过日子,因为久处于日常现实中,面对单一的男性(丈夫),渐渐没有了魅惑的动机,也失去了作为审美对象必须具有的超现实的暧昧和想象余地,因而一般很难成为审美对象。

    如若有人将良家妇女作为审美对象追求之,在当时属于犯罪,会遭到严厉惩罚,这一点井原西鹤在《好色五人女》中有生动的描写。

    因而,对当时的男性而言,身体审美的最恰当的去处和场所就是游里和戏院,最恰当的对象就是这些场所的女性。

    在这个逃避现实世界的特殊社会中,游客与游女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消费关系。

    那只是一种美色消费,不能带有功利的、实际的目的。

    例如,游客与游女之间不能存在世俗意义上的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否则就有悖于色道了。

    另一方面,因为“色道”是严格局限在游里这一特殊社会中的,所以嫖客应该是“游客”,偶尔到此一游,但不可过分沉溺。在《色道大镜》中,那些成年累月泡在游廓中的男人,被作为色道修炼中最低级的层次;归根结底,游廓是一个只可偶尔进入的特殊社会,

    不能执着、不能沉溺,否则就违反了色道的基本精神。

    色道的可能和界限就在这里。

    我们说“色道”是“美道”,属于身体美学的范畴,还因为色道是以审美为指向的身体修炼之道。

    《色道大镜》等色道书,并不是抽象地坐而论道,大部分的篇幅是强调身与心的修炼,注重于实践性、操作性。用“色道”术语说,就是“修业”或“修行”,这与重视身体的磨砺和塑造的现代身体美学的要求是完全相通的。

    

    鸟居清长的绘画

    在日本色道中,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身体的养成,是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社会化的学习和锻炼的。身体本身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在先天条件下,除了肉体的天然优点之外,其审美价值更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的训练和再塑造来获得,因而“身”的修炼与“心”的修炼是互为表里的。而那些属于“太夫”“天神”级别的名妓,从小就在游廓和审美的楷模。

    《色道大镜》等色道书,详细地、分门别类地论述了作为理想的审美化的身体所应具备的资格与条件,特别是反复强调一个有修炼的游女,在日常起居、行住坐卧中所包含的训练教养及美感价值。

    理想的美的身体是美色与艺术的结合,因而身体修炼中用力最多的是艺术的修养。那些名妓往往是“艺者”,是“艺妓”,也是特殊的一种艺术家,她们的艺术修养包括琴棋书画等各个方面,并以此带动知识、人格和心性的修养。

    另一方面,游里作为一种社交场合,具有交易性、游戏性、狂欢性、礼仪性的特点,日本色道著作中用不少篇幅讲述了游里内模仿贵族社会而设立的各种节日、庆典、仪式及相关规范,而色道中人必须熟悉这些,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炼,才能在循规蹈矩中享受自由的欢乐。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社交美学,就是学会怎样在那种高度密集的人群中引人注目,表现出有美感的风度和风范。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身体行为来实现的。

    

    电影《恶女花魁》中的艺伎

    | “通”与“粹” |

    日本“色道”作为一种“美道”,作为一种身体美学,不仅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身体修炼的宗旨、内容和方法,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

    “意气”

    为中心、涵盖

    “通”“粹”

    等在内的一系列审美观念和审美范畴。

    江户时代的宝历、明和时期,是中国趣味——包括所谓“唐样”“唐风”最受青睐、最为流行的时期,万事都以带有中国味为时尚、为上品,而词语的使用以模仿汉语发音的音读为时髦。成为色道美学基本范畴的几个词都是如此,如“粋”读作“sui”、“通”读作“tuu”、意気“iki”,发音都是汉语式的,而且表层意义也与汉语相近。

    “通”(つう)、“粋”(すい)、“意気”(いき)这三个词,在江户时代的不同文献作品中都是普遍使用的。从三个概念的逻辑关系上说,“通”侧重外部行为表征,“粹”强调内在的精神修炼,“意气”总其成,并上升为综合的美感表征乃至审美观念。

    

    艺伎图

    先说“通”。

    “通”这个词在日语中本来与中文相通,指的是对某种对象非常了解、熟悉。在汉语中,也常用“通”字指两性关系,有“私通”“通奸”之意。

    作为色道美学概念的“通”兼有以上各种含义。《色道大镜》中对“通”的解释是“气,通也,与‘潇洒’同义。遇事即便不言,亦可很快心领神会貌。”这里的含义与“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又如《通志选序》中说:“游廓中的风流人物叫作‘通’。”“通”的人被称为“通者”或“通人”,非常“通”的人叫“大通”。这个词开始时特指在某一方面的造诣和技能,特别是在酒馆、茶馆、戏院那样的公共社交场所,要求懂得“通言”(时髦的社交言辞),后来则主要作为游里专用语,是指熟知冶游之道,在与游女交往中不会上当受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人。

    

    好色一代 男 (1991)

    归根结底,“通”是一种人际交往的,亦即社交的艺术修养。

    在商业繁荣、高速城市化的江户、大阪等地,游里和戏院是人员最为复杂、对社交的艺术要求最高的地方。那些在经济上刚刚富裕起来但精神面貌不免“土气”的人,都希望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尤其是城市上层的体面交际圈,于是便努力追求“通”。

    而在游里这种特殊的场合,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比其他场合更为特殊、密切和直接,因而对社交修养的要求也更高、更严格。

    “通者”需要精通人情世故,需要在诚实率真的同时也会使用心计手腕,需要在自然本色中讲究手段,穿着打扮要潇洒不俗,言谈举止要从容得体。

    再说“粹”。

    一般认为,“粹”是从“拔粹”“纯粹”中独立出来的,在汉语中,“粹”的意思是“不杂也”(《说文解字》),指纯净无杂质的米,进一步引申为纯粹、纯洁、精粹、美好等意思。日语的“粋”完全继承了汉语“粹”的这些语义,起初作为形容词,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审美判断的色彩。藤本箕山在《色道大镜》中写道:

    真正的“粹”,就是在色道中历经无数、含而不露,克己自律、不与人争,被四方众人仰慕,兼有智、仁、勇三德,知义理而敬人,深思熟虑、行之安顺。

    这样看来,

    “粹”不仅是色道修炼的标志,而且是修炼到相当高度的表征,除了机敏、聪慧,最重要的是有涵养、有修为,其强调的是一种品性修养,是一种人格美。

    

    西鹤一代女(1952)

    “粹”的根本表征是在游廓中追求一种超拔的“纯粹”、一种“纯爱”,不带世俗功利性,不落婚嫁的俗套,不胶着、不执着,而只为两情相悦。

    井原西鹤在《好色二代男》卷五第三中,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粹”的故事:

    一个名叫半留的富豪,与一位名叫若山的太夫交情甚深。若山尤其迷恋半留,半留对此将信将疑。有一次他故意十几天不与她通信,然后又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家业已经破产。若山只想快一点见到半留,半留与她会面后,说想与她一起情死。若山当即答应,半留不再怀疑她的感情。若山按约定的日子穿好了白衣准备赴死时,却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半留听到了,认为若山叹气表明她不想与自己情死。若山告诉半留,她叹气不是怕死,而是想到他的命运感到悲哀。

    半留因这声叹息而拿定主意,出钱将若山赎身,并把她送到老家去,而自己则很快与游里中的其他游女交往了。......井原西鹤写完这个故事,随后做了评论:“两人都是此道达人,有值得人学习的‘粹’。”在作者看来,

    游里中的男女双方既要有“诚”之心即真挚的感情,又要有“游”(游戏的、审美的态度)的精神。

    

    西鹤一代 女 (1952)

    半留和若山之间的感情都是“诚”的,半留希望若山对自己有“诚”,但又担心太“诚”,太“诚”则有悖于色道的游戏规则,那就需要以双双情死来解决;有所不诚,则应分手。换言之,一旦发现“诚”快要超出了“游”的界限,或者妨碍了“游”的话,就要及时终止,而另外寻求新的“游”的对象。半留凭着若山的一声叹息,便做出了对若山的“诚”之真伪的判断,并最终做出了“粹”的选择。

    看来,井原西鹤所赞赏的正是这种以感觉性、精神性为主导的男女关系,这是一种注重精神契合、不强人所难、凭着审美直觉行事的“纯粹”。

    作者: [日]九鬼周造、阿部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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