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35岁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博士，因感染新型肺炎而不幸去世。顿时山河失色，朝野上下，官媒自媒体，“”“美分”举国哀痛，笔者也为这位素不相识的人流下了眼泪。本想写一篇哀悼李文亮的文章，无奈思绪紊乱，无从下笔。尤其是李文亮因在群里传播疫情真相而被训诫，在他离世前五天，我那拥有120万粉丝的微博也被“禁言一个月”，噤若寒蝉啊。我不知道发悼念李文亮的文章，会否又会触动某些人的G点？然后被彻底封号？
因为李文亮是去年12月最早预警这场危险病魔的8名医生之一，可他当初发出的警示不但没有得到相关机构的重视，个人反而遭到警方的训诫。因此，无论是出于同情出于正义，还是因为对长时间自我隔离的不爽，人们纷纷怀念李文亮，都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由于舆情涌动，李文亮去世次日，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事实证明，武汉警方做了一件原本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此举可能还会造成“寒蝉效应”，压缩了知情医生之间的学术争议和专业试错的空间。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面对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警察应该予以尊重，不要轻易介入专业争议，更不该草率地动用警察权干扰他人的专业行为，以避免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
而就在李文亮被训诫一事正在发酵的档口，2月6日，云南文山又公布了5名医院工作人员因微信群传播新型肺炎患者信息被处罚的消息。
人民日报以《云南文山被拘留的几名医生泄露了什么？》一文质疑，疫情每天都在公告通报，难道文某等人“泄露”的疫情防控信息和通报的疫情信息不一样么？如果在微信朋友圈“泄露”的是感染疫情患者的信息，想提醒周围人注意防控。主观上没有恶意，客观上也不会有什么“恶劣影响”吧。在疫情群防群控的公共利益面前，任何人的个人旅行史、人员接触史、感染是否确诊等涉及公众安全的个人信息，压根儿就应该服从和服务公共利益。
8日，官方通报称，3日，文山州人民医院3名医务人员偷拍新冠肺炎患者病程信息并公开散布，文山市人民医院2名财务人员转发传播，造成相关小区住户高度恐慌。警方依法对5人作出行政处罚，因当前疫情严峻，暂缓拘留4名人员。
因为正值新型肺炎肆虐，人们将生命托付于医生群体的关键时刻，无论武汉警方训诫李文亮等8名医生，还是文山警方处罚5名医生，都已经给警方造成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相关人员无疑也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类事件，极有可能存在不当使用警权的问题。而并不涉及专业行为的拘留公民案例，那就更多了。就在元月中旬，安徽亳州一名男子因违章停车被贴罚单后，在朋友圈吐槽“奶奶的腿，接个小孩停十分钟一百”，结果被行政拘留。随后，亳州市公安局通报称，已组织督察、法制部门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该事件展开全面调査。
其实，“奶奶的腿”并不一定是辱骂警方，而仅仅是发个 “牢骚”而已，甚至仅仅是责备自己不该这么做。如今，“奶奶的腿”已成为网络流行语，显示出网民对警方处理该案方式的不满。
而因疑似辱骂警察被拘留的案件还有很多，尤其是近几年警察权被各类文件加强之后。但很多类似案件都会引发网友争论，比如对该男子采取行政拘留，不但维护不了警方的执法权威，如此动辄得咎，反而显得执法权威有些脆弱。
实际上，对于一些轻微的违法案件，警方处罚当事人虽然有其正当性，甚至也有其合理性，但未必真的有必要性。比如一些疑似辱骂警察的案件，可以让其删帖并公开道歉，就能起到教育警示和惩戒的作用，毕竟被拘留是守法公民一生的奇耻大辱，过度处罚会加剧警民对立。此外，因疑似辱骂警察被拘留，也不符合“过罚相当”原则。
笔者因此呼吁，公安机关在行使警察权的时候，应该借鉴刑法中的“谦抑性原则”，即“必要性原则”。因为警察权不仅单纯行使同犯罪作斗争的行政权，更要行使保障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权。
公民在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之后，原本就处于弱者地位，如警察权被滥用，将直接导致公民权利被侵犯。因此，警察权应该保持适度的谦抑性，在有效、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以避免警力的膨胀和滥用，这对于密切警民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警察权与公民权》一文指出，“警察权的行使离不开公民权利；公民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警察权的保障。两者既对立又统一。随意扩大和延伸警察权，导致警察权的滥用，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来个正本清源，防止警察权侵犯公民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