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未来最大的变数是欧洲大陆，是老欧洲
立平观察
《全球化的命运：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中，我讲了这么几个意思：第一，疫后，全球化是向前还是向后，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世界是对抗的，还是缓和的。第二，如果判断是对抗的，国家安全第一，全球化倒退；如果判断是缓和的，基于比较优势考虑，全球化向前。第三，去全球化与重新结盟并行。
最大的变数是欧洲
以前面的假设为前提，我的看法是，中美两国的基本走向是确定了的。换言之，就中美两国本身来说，其实没有多大的变数。而趋势其实在疫前就已确定，疫情只不过更强化了这个趋势。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在中美两国之间，任何的对抗都是战略性的，任何的缓和都是策略性的。
摘引下面的两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会很有帮助。
一段是特朗普说的：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他说："我们永远不应该依赖外国为我们自己的生存手段... 这场危机是凸显了强大的国界和繁荣的制造业的重要性 ... 过去三年，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移民系统，并把制造业带回了美国。现在，两党必须团结起来，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依赖国，将成为一个自豪、独立、自强的国家。美国将推进商务，但不会依赖任何人..."。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就曾经引用过这段话。但在这里我要加上两点。第一，不要以为这段话是就和疫情有关的事情说的。第二，不要以为这只是特朗普自己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两党是有高度共识的。
再看第二段：国共抗战胜利，国民党却江山易手；中美抗疫胜利，美国将霸权丧失！今日中美抗疫与当年国共抗日之战何其相似！当年国民党虽然国共合作、坚持抗战，但一手留南京绥靖派与日本沟通，一手扼制、排挤、打击中共，抗战胜利是一定的，但几年后国民党失了江山。同样美国今天一面与中国和其他国家沟通联合抗疫，但川总却一手准备自然免疫，倡导复原，瞒报妥协、坚持美国优先。另一手打压、扼制、污名中国。虽然最后的结果也是中美抗疫胜利！但是未来美国将失去全球霸权！历史将重演！
上面这段话是一个头条号文章中的。我原来以为这个头条号从名字看可能有点官方背景，后来一查，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营销号，没有什么官方背景，而且文章似乎也被删了。但尽管如此，要知道，这样的观点是很有市场的。
在本文中，为避免节外生枝，我们对这两段话都不加评论。我之所以要引用这两段话，是想佐证一下我上面的观点：中美两国本身已经没有多大变数。那变数在哪呢？在欧洲，在欧洲大陆，在老欧洲。
老欧洲与新欧洲
请原谅，在标题中对欧洲我用了三个提法：欧洲、欧洲大陆、老欧洲。为什么？因为一个简单的欧洲的提法真的不够用了。
我最开始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用的是欧洲这个词，写的题目就是：最大的变数是欧洲。但仔细一想，不对，起码这个欧洲就不能包含英国。一来是人家英国正在脱欧，就是要和欧洲拉开距离。二来，在未来可能的结盟中，英国的态度，特别是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与德法这些传统欧洲强国，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别。这样一来，欧洲就不如欧洲大陆准确。而这里的欧洲大陆，指的就是不包括英国的欧洲。
但进一步去想，笼而统之地讲欧洲大陆也不行，因为其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新老欧洲为界限。
新欧洲和老欧洲既不是专业用语也不是学术用语，只是一种人为的划分，而且这种划分又很随意。这个提法最早是由小布什时代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2003年，小布什政府要发动伊拉克战争，此举遭到美国传统盟友法国和德国的激烈反对。于是，拉姆斯菲尔德在一次讲话中把法、德、比归入了老欧洲的行列。而把愿意与美国合作的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尤其是很多当时正在申请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称之为新欧洲。可见，这里的新欧洲既有加入欧盟早晚的时间上的含义，也有在与美国的关系上站队的政治态度的含义。
老欧洲与新欧洲的边界或区别是含糊的，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确实有态度上的差别。比如对接纳难民的态度上。难民问题是近年来欧盟面对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也是争论和分歧的一个焦点。而在是否接纳难民的问题上，老欧洲和新欧洲的态度迥然相异。德国和法国在难民问题上态度积极，同时也酿成种种问题。而新欧洲如波兰，捷克等国，则明确拒绝欧盟难民配额制，并因此被欧盟告上了法庭。特别是波兰，欧盟主席甚至警告其可能为下一个脱欧国家。
夹缝中的老欧洲会如何选择？
所以，我们这里讨论的变数，实际上指的就是老欧洲。现在人们在讨论欧洲问题的时候，都往往是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但在未来，欧洲真的还会是一个整体吗？从地理上来说，欧洲就是一个内部差异性极大，内部河流山川分割严重的大洲。从历史上看，欧洲大大小小国家的冲突和战争连绵不断。而欧洲的和平和一体化进程，其实是在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背景下衍生出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最明显的层面，欧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互补性的逐步丧失。我们知道，二战后的美欧联盟，与三条强有力的纽带是分不开的。一条是价值观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冷战期间不断得到锤炼。二是以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经济援助与协作。三是共同的安全需求以及为此所做的种种安排，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
但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三条纽带都在松懈，而这种松懈体现在美国与老欧洲之间就更是明显。首先，虽然价值观的框架是共同的，也是有力的，但差异日益明显化，老欧洲在向左，美国在向右。在安全问题上，由于俄罗斯事实上的衰落，也由于新欧洲的缓冲，欧洲安全的压力明显减轻。这样一来，北约的重要性就大不如从前。而美国与老欧洲，在经济上很大程度上是重构的甚至是竞争性的，最典型的就是波音和空客，美国与德国的汽车制造也是如此。这样的重构不但不能产生合作的需求，反而造就大量的矛盾与冲突。近年来美国与欧盟贸易争端不断，就是由此而来。
其实，差异和分歧可能还在于更深的层面。罗伯特·卡根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中写道：
现在到了停止假装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欧洲和美国对于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装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涉及实力（power）的所有问题上，如实力的效用，实力的道德性，实力的可欲性，美国和欧洲的观点都在产生分歧。欧洲正在远离实力，换言之，欧洲正在摒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历史的泥沼，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对待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
当然，在经历这次的疫情之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可能都会进行深刻的省思，并有可能通过这种省思使双方更靠近一些，但分歧是现实的，也是根本性的。而新欧洲，尤其是由转型而来的新欧洲，在价值观上可能更接近美国，而不是老欧洲，因为他们愿意离原来的日子更远一些。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新老欧洲在经济、社会、民族、人口等方面所面对的问题及其压力也是不一样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移民的问题，可能会让老欧洲更加无暇他顾，因而在国际事务中也许会更加保守和温和，更靠近康德主义。而新欧洲在这方面会如何表现，还不得而知。
最糟糕的情况也许是，在几种不同力量的撕扯之下，在自身问题的困扰之下，老欧洲会迅速衰落下去，而整个欧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次疫情中凸显出来的人类整体安全问题该如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