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吉的女儿和静县主

    和静县主，唐高祖李渊第四子李元吉的女儿，生母不详。

    和静县主不知何年出生，但从嫡母巢王妃杨氏只抚养了武德八年才出生的归仁县主而未抚养和静一事来看，和静显然不是李元吉最小的女儿，所以贞观十五年和静出嫁时已然十八岁左右。

    再看薛元超，其父薛收虽为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之一，不过仅因武德年间从平刘黑闼之功而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汾阴县男，薛收逝世后，唐太宗虽曾遗憾没有早点留下他的画像，却也并没有因此追赠其爵位，更没有将他列入凌烟阁功臣。

    根据史书记载，唐太宗登基后曾对房玄龄说过：“若是薛收还在，一定会让他当中书令。”有人因此推断唐太宗非常看重薛收，认为只要薛收还活着唐太宗就一定会让他当中书令。然而唐太宗也曾对霍王李元轨说过：“你武艺过人，要是当年平定天下时能有你相助就好了。”可事实则是贞观末年唐太宗征辽，却并没有让李元轨与自己一起领兵，由此可知皇帝的感慨有时也只是感慨而已，并不能当做铁板钉钉的证据。

    薛元超六岁时继承了父亲的汾阴县男（县男，唐朝九等爵位中最末等者），唐高宗曾将其提拔为宰相，看似得到了重用，但是高宗朝共起用宰相四十七位，薛元超既非其中才能最出类拔萃者，又非最受优待者。何况薛氏一族以文采见长，论起执政能力却逊色许多，远不及同样是唐高宗提拔上来的郝处俊、刘仁轨等人。是以薛元超终高宗一朝也只被晋为县侯（比县男高两级），随后又因为涉嫌参与上官仪废后一事被流放，他的姑母已经出家为尼的薛婕妤也因此被削去河东郡夫人的诰命，送回唐高祖的别庙静安宫中幽禁起来。直到上元元年大赦，薛元超这才遇赦得还。

    而因为站错队吸取了教训的薛元超，在永淳元年受诏辅佐留京监国的皇太子李显后，便在《谏皇太子笺》中要求太子“一则遵天后诫书，不敢失坠；二则挹古人遗范，有所发挥。”满篇可见的是对武后的尊礼备至。是以虽然《新唐书》称薛元超曾因“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喑，乞骸骨”，但薛元超如果真的对武后不满，要辞职的话理应早就提出，又何必如此费尽心机讨好武后，更何必等到多年后自己病重时才提出致仕一事？

    那么武后对薛元超的迎合之举投桃报李了吗？从史书和墓志的记载来看，并没有。唐高宗驾崩后，武后也只是因为薛元超抱病赶到洛阳奔丧，且表现得“如丧考妣”，这才将他重新封为汾阴县男，恢复了薛元超最初，也是唐朝最末等的县男爵位，并无晋爵或赐实封之举。待唐中宗神龙年间复辟后，对薛元超的追封也是只字未提。对比褚遂良、韩瑗等人均得以追封回生前所受封的最高爵位，显然黯然失色不少。

    不过想想也很正常，当初薛元超之所以被流放，正是因为与上官仪交通。有了参与废后一事做前科，唐高宗没有恢复他的爵位，武后也没有晋封他的爵位，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而薛元超对这种不受重用的现状并不满足，以“恙久”为由提出致仕，墓志上又称其妻和静县主亦同时上表，武后这才应允。此处乍一看，和静似乎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实则不然。和静之所以能够出声完全是托了武后的福，如果和静真如墓志所吹捧的那样，在朝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那么当初唐高宗将薛元超流放的时候为何不见她上表呢？为什么唯独等到唐高宗死后武后上台执政了，这才能看见和静的身影？所以和静的举动不过是为了迎合武后而故意为之。

    又据《隋唐嘉话》记载，薛元超曾感慨过：“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公然将“不得娶五姓女”的遗憾挂在嘴边。

    但实际上薛元超未必是真的想娶五姓女，不过是心中有所不平罢了。毕竟同为河东薛氏，同出薛瑚一脉，薛瓘与薛绍父子二人均娶了皇帝的嫡出公主（薛瓘尚城阳公主，其子薛绍尚太平公主），而薛元超最终只娶了一个生父死因极不名誉的庶出县主，相比之下心中自然难以平衡，所以才会有了“不得娶五姓女”这样的牢骚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