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瘟疫来袭，宋朝人并非束手无策，宋朝建立了一套社会保障机构，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在救助患者，防止瘟疫扩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宋朝官方的医药机构翰林院医官院、惠民和剂局，一边治疗患者一边发放廉价药品给患者。
宋朝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群体，奉行儒家以民为本思想，士大夫群体在瘟疫来临时担负起了救济病患的责任，同时民间的富人也捐款捐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宋朝皇帝对瘟疫的态度西汉时期儒家学者董仲舒认为："国家出现灾害，是因为皇帝有过失。刚开始上天会降下小的灾害，让皇帝警醒。皇帝如果不当回事，上天还会降下更大的灾害，作为皇帝的惩罚" 这是儒家利用上天的权威，来制衡皇帝的权力，让皇帝不敢为所欲为。
自汉武帝尊儒家以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谴学说深入人心。北宋大儒邢昺说："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瘟疫位列灾害的首位。每次瘟疫发生就会带来大量百姓死亡，国家和百姓都会损失惨重。
宋朝皇帝遇到瘟疫出现时，会"避正殿，易服、损膳、撤乐""避正殿"指的是皇帝不在皇宫正殿办公，举行典礼仪式。"易服"指皇帝不穿华丽的服装，改穿朴素的服装。"损膳"指皇帝减少饮食，"撤乐"指皇帝停止歌舞娱乐活动。皇帝用一系列行动向上天表示悔过，祈求灾害消失。例如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发生瘟疫，宋太宗减少饮食数量，他还以皇帝之尊，干起了修补洗衣服的活。
宋仁宗是在应对瘟疫中表现最好的皇帝，明道二年 (1033年)全国大旱加之蝗虫肆虐，紧接着陕西爆发瘟疫。宋仁宗下诏去掉尊号中的"睿聖文武"四字，并且在天地、宗庙中公告，他还号召大臣向他谏言朝政得失。明道二年12月他又下诏改年号为"景祐"，诏书中说"人多疠疫之伤，稼有虫螟之害。亦尝去溢美之号，损兼膳之珍，宵旰不遑"，希望通过改年号来消灾，祈求上天感动。
面对瘟疫宋仁宗忧心忡忡，他下令在发生瘟疫的地区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国家出售低价粮食平抑物价，如果当地粮食不足，就从外地调用粮食。另一方面授予捐献粮食的人官职。鼓励富人捐献粮食，缓解国家压力。
他还拿出皇帝私人小金库的金、银、布帛，用于赈济灾民所需资金，并且采取出售僧人度牒的方式筹集资金。另一方面他还采取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免除百姓的租税，减少百姓承担的徭役，开放山川河流的使用权。国家帮助生活困难的百姓度过难关。
至和元年 ( 1054 年) 。 开封爆发瘟疫，京城百分之七十的百姓得了瘟疫。宋仁宗下令太医开药方治病，太医的药方中有犀牛角，这是只有皇家才有的珍宝。太监劝宋仁宗不要拿出来，宋仁宗认为比起百姓的生命，犀牛角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毫不犹豫拿出犀牛角交给太医做成药品，用于治疗瘟疫患者。建造河堤工程的民夫中爆发瘟疫，宋仁宗下诏免除参加建造工程的百姓租税一年，不用交税的百姓国家发给三千文钱。
皇帝"避正殿，易服、损膳、撤乐"一系列举动，虽然对解决瘟疫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但毕竟是统治者反躬自省的一种态度，也体现了宋朝皇帝以民为本的思想。
士大夫在瘟疫来临时的表现宋朝的士大夫不少出身寒微，他们大多了解民间疾苦。同时儒家推崇"达则兼济天下"，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瘟疫来袭之时，有人为了救灾，奋不顾身自己也染上瘟疫，不幸去世。有人勇于担责，不怕丢官也要救济灾民。也有人防患于未然，避免瘟疫扩大。有的人解决了当地瘟疫，还帮助流民度过难关。赵抃、曾炳、赵伯淮是宋朝士大夫的代表人物。
北宋赵抃为官清廉，常常救济贫困百姓。熙宁八年（1075年）夏，吴越大旱，赵抃任越州知州。他预感大旱之后必然会造成饥荒，提前就做足了准备。赵抃对当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他还拿出国家储备粮食五万二千余石，平价出售给灾民。
第二年春天当地瘟疫爆发，他建造病坊让无家可归的病人居住。他又招聘僧人照顾病人的医药饮食，瘟疫病亡者政府负责安葬。宋朝法律规定赈济灾民到三月份就要停止，赵抃眼看病患太多，不能见死不救。冒着犯法丢官的风险，把赈济灾民延长到了五月份，大批灾民得救。他还拿出私人财产买药买粮食，用于救济灾民。面对瘟疫，赵抃堪称宋代士大夫的典范。
北宋治平二年（1065 年）许州爆发瘟疫。许州知州空缺，当地又缺乏粮食储备。观察推官曾炳挺身而出，他写信给转运使请求将灾情上报朝廷求援。宰相得知后立即从外地调拨粮食到许州。曾炳边除了发粮食，还给病患喂药，不幸也染上瘟疫去世。观察推官只有九品，曾炳一介小官主动向上级汇报灾情，无数病患因此得救，又冲在抗瘟疫一线，自己也以身殉职。名臣韩琦为他撰写了墓志铭，曾炳的事迹得以流传后世。
在瘟疫救灾中也有赵宋宗室的身影，赵伯淮是赵匡胤儿子赵德昭的八世孙，担任萧山县尉的小官。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全国粮食歉收 ，赵伯淮预感将要有大饥荒发生，他向上级请求减免农民租税，并且储备了充足粮食预防明年饥荒来临。有外地的流民逃到萧山县，赵伯淮没有驱赶他们，而是腾出庙宇和一些官府、民间的空房子给流民居住。 流民愿意离开的还赠送一些粮食，不愿离开的可以一直留下来到秋天。当时很多地方爆发瘟疫，萧山县百姓由于赵伯淮应对有方，幸免于难，许多流民因此获救。
赵抃、曾炳、赵伯淮心中百姓的生命比他们的官位更重要，他们也没有坐等上级指令，而是积极预防灾难的到来，他们也没有隐瞒灾情，不知道多少人因此获救。
宋朝的官方医疗机构应对瘟疫宋朝官方设置的医疗机构包括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惠民和剂局。其中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在应对瘟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翰林医官院在全国各地派驻了上百名医生，遇到瘟疫出现这些医生就派上用场。例如宋孝宗乾道元年 (1165年)浙江爆发瘟疫，宋孝宗派出翰林医官院医生每天到临安城门看病。
宋朝已经出现了国营药店惠民和剂局，负责制造、出售药品。其出售的药品价格是市价的三分之二。遇到瘟疫时皇帝还会通过惠民和剂局免费发放药品给病患。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五月 ，开封发生瘟疫 ，宋太宗命太医局选出良医十人，诊治病患并出钱五十万贯用来采买药物，发给病患治疗疫病。
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宋孝宗隆兴北伐失败，战争过后两淮地区（今江苏省长江以北淮河南北）爆发了瘟疫。宋孝宗下令惠民和剂局制造4万贴药品，派枢密院官员押运到两淮，让当地医生免费发放给病患。
宋朝皇帝免费发放药品又设立国营廉价药店，救助病患，在中国历史上开启先河，是宋朝统治者以民为本的又一例证。但是惠民和剂局毕竟只在开封，地方上也需要设置这样的药店，于是一些地方官仿效惠民和剂局，建立了地方药店，如苏州济民药局、江东药局。
南宋理宗绍定四年 (1231年)，吴渊任平江知府，苏州爆发瘟疫。苏州城人口众多，吴渊派出名医治疗病患，家家户户都派发了药品，贫困人家吴渊还发给了他们钱财和粮食。 病重死亡的， 吴渊派人安葬，使得这些人不至于曝尸荒野，夸大传染。这次瘟疫从二月份一直持续到七月份，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因此得救。
在救助病患的时候，吴渊深感缺乏药品，购买的药品还有不少假药。为解决买药问题，吴渊设立了苏州济民药局。 济民药局的药品物美价廉，遇到瘟疫发生时还会免费发放药品，百姓受惠颇多。
南宋王元敬任江东提刑时，江东发洪水接着爆发瘟疫，很多百姓无药可医，死了没人安葬。提刑官主管的是司法，救济灾民的事情本来他可以不用管。但是出于一个士大夫的责任感，出于良心不能见死不救，他创办了江东药局，免费为病患看病发放药品，救助了大批百姓。
宋朝的社会保障机构在瘟疫来临时的作用宋朝已经出现了一些官方社会保障机构，居养养、安济坊、漏泽园，用于救济一些贫困百姓。这些社会保障机构在瘟疫来袭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宋一些地方官在抗击瘟疫时，曾设置了一些近似医院的机构"病坊"收治病人。曾巩任洪州知州时当地发生瘟疫，他腾出一些官府的房子，用于安置一些无力买药治病的贫困百姓，同时还提供给他们饮食、铺盖。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发生瘟疫， 苏轼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 建造"安乐坊"提供给病患居住，安乐坊还储备有粮食给病患。到宋徽宗时期在安乐坊的基础上，成立了"安济坊"推广到全国各地。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 ， 宋徽宗下诏 ："置安济坊， 以处民之有疾病而无告者。 初令诸郡置之 ， 寻复推行于县。"安济坊主要收留一些没有收入来源的病患，例如乞丐、流浪汉、鳏寡孤独。在瘟疫来袭时，安济坊可以将传染病患者隔离起来，避免传染扩大。居养院也有类似功能。到南宋时期安济坊和居养院合并为养济院。
漏泽园近似于国家公墓，国家出钱购买土地、棺材。用于安葬一些无依无靠死者。瘟疫发生时如果很多死者曝尸荒野，尸体腐烂必然造成传染病扩大，漏泽园安葬这些死者避免了瘟疫蔓延。
宋朝出现了惠民和剂局、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一系列社会保障机构，救济这些贫困、老弱病残人士，宋朝不愧是华夏文明的高峰，也是儒家以民为本思想在宋朝的具体实践。但宋朝的这些制度虽好，由于缺乏监督难免会出现一些弊病。
惠民和剂局的药品有监守自盗的情况发生，有的人用劣质药品替换惠民和剂局的优良药品，惠民和剂局的药品也有不少为有钱有势的人所得，药品到需要救济的人手中的反而寥寥无几。居养院往往让一些不需要救助的人霸占，他们冒领救济药品、食物、金钱。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百姓反而求救无门。一些豪强霸占了漏泽园的土地，守园僧人为凑数还会用已经埋葬的骸骨冒充。
总体而言宋朝的皇帝、士大夫在面对瘟疫时表现颇佳，宋朝统治者又设置了一些社会保障机构，向病患免费发放药品，救助病患，体现了宋朝统治者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一个文明的社会就应该如此，称宋朝是华夏文化的黄金时代当之无愧！
参考资料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曾巩《元丰类稿》韩琦《安阳集》吴渊 《济民药局记》
高斯德《耻堂存稿》孙应时《烛湖集 宣义郎赵公行状》
来源；大宋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