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的异乡人两宋时期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影响,人口流动频繁,身处异乡之人不在少数。这些流动人口是宋代社会的重要构成,他们奋斗和求得生存发展的地方不再受到某种限制,它可以在城市、在农村;也可以在山林荒野, 通衢大道;抑或是在江河湖海,繁华闹市。总之宋代身处异乡的流动人口大致可分为四类,而且不同类型的人群生活情况也各不相同。
一、 避灾求生的灾民
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多发,宋代也不例外。灾害的发生必然会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冲击,尤其对于农业生产者而言,更是直接的灾难。各种自然灾害往往会摧毁百姓的家园,给农作物生产造成巨大的损失,直接导致受灾百姓衣食难继、流离失所。
避灾求生的下层人民在流亡途中尤其显得卑微无奈,饥饿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头等难题。无果腹之物,便以野草树叶为食,也顾不得“草根木皮何甘苦”了。草木啖尽,只得“缘江转米贸儿女”,甚至易子而食。若遇“蛮商奸利乘人急”的情况,就算灾民抱定“已身死重别离轻”的决心,打算卖儿戮女也是难上加难,因为“价例不复论羊沼”,灾民身价还不如猪羊畜生。宋人陈襄曾在台州仙居做过县令,当时台州水灾,他眼见“居民无食食糟批”的情景,灾民在政府的救济下“一饭才得一至尔”,每日有大量灾民饿死,可见难民生活之艰难、命运之悲惨。
另外,流落他乡的难民,在异乡落脚地生存亦为不易,无论是因思念故土还是受政府引导,总有许多灾民还会选择迁移还乡,但是在回迁的途中却又难以避免死亡的命运,宋人王禹偁的《感流亡》一诗曾记载了淳化二年关中大旱的流亡灾民选择还乡的心路历程:
“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穰川。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
可见灾民是因饥荒逃难而出,逐熟流落异乡后,因难在异乡扎根,生活困顿而“思故园”,想要回迁家乡长安,却又因“道粮无斗粟,路费五百钱”而苦恼,至于未来的前途命运以及能否落叶归根皆尚难知晓。由此来看,灾民无论流出还是回迁,其命运之悲惨可见一斑。
二、 奔走求财的商人
在宋代,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在其贸易经营过程中,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商人处于社会政治地位的下层,与其手中掌握的财富形成巨大反差,同时凸显自我的意识又使他们不甘居于人下,因此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衣着方面:宋代政府对商人的服饰有特殊的规定,商人再有钱也不能在服饰上与士官贵族相类。但商人为彰显其财势往往在服饰的质地、颜色上下工夫,千方百计地另辟蹊径,还以金镯玉环与之相配,更使“绣罗衣服生光辉”。由此在当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着装风格。
饮食方面:由于饮食不受社会等级限制,故而富商们的饮食十分奢侈,也极其考究。欧阳修曾描写豪商巨贾
“饭以玉米粳,调之甘露浆。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
可见其饮食消费之奢侈。陆游 “倡楼呼卢掷百万,旗亭买酒价十千”一诗也是大商人饮食真实的写照。张方平也曾称富商们“梁肉常余,乘坚策肥,履丝曳采,绰具屋室,过于王侯。”
居住条件:宋代需要四处奔波贸易,且财力条件雄厚的商人,可以较为自由的选择定居或暂住的城市,其中都城、商业发达、沿江港口类城市尤其受其喜爱。
南宋临安府“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且“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
故时人称之“西湖商贾区”;鄂州由于交通便利,适于通衢越旅,故而形成了“平时十万户,鸳瓦百家区”;还有襄阳也是越商巴贾云集之地。除此之外,住宅华美也是商人的一大特色。王安石说抚州“大农富工豪贾之家,往往能广其楼观,以与通邑大都之有力者争无穷之侈。”越地商人更是把居处造得像宫室一样富丽堂皇,以至欧阳修发出所谓“越俗僭宫室”的惊呼。
交通出行:
“长安三月又三日,绣毂金鞍富贵家。”
富商大贾“水有方舟,陆有结驷”,招摇于市,行商出行是帆席云垂的“岢峨大艑”。宋末元初诗人方回的《估客乐》,全面地写出富商巨贾之乐,对人们认识商人的生活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 进城谋生的农民工
宋代由于政府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造成了许多农民成了无田可种的游民。这种情况下,城镇成为失业农民的谋生新去处。宋代的商业和手工业极其发达的,特别是大中城市商业手工业,十分繁荣。这些商业手工业大多是为满足城市居民高消费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其规模的发展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从《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出其中从事服务业、商业等简单劳动的特别多。这为没资本、没技术的游民流入城市出卖简单劳动谋生提供了机会。许多农民弃农进城,他们有的成为雇工,有的从事手工业劳动,有的从事服务行业。
其中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通过文艺形式为人提供精神服务也成了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职业,江湖艺人群体开始发展壮大。《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中有林林总总的艺人列名其中。他们可以称为有记载的第一代江湖艺人。这些艺人都有外号,比如说“枣儿徐荣”,可见此人过去可能卖过枣, “熬肝朱”,过去可能是卖炒肝的,“估衣毛三”可能是卖过旧衣服的。可见,在城市谋生的人们,他们往往是都是有一定的行业试错过程的,这也反映出他们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在此扎根谋生的不易。
四、 外出求学的留学生
除了以上三种人群之外,宋代流动他乡的人口中还有一类人群数量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异地求学的学子。宋代的都城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教育资源十分丰富,且开封府附近录取比例也高,科举名额远超外地,这便吸引了大批外地学子聚集于此。
为能符合在都城科考的条件,宋朝士子采取了多种移民、落户手段,例如直接去附近买田买房,落户开封,获取当地户籍。也有投奔亲戚甚至伪造亲戚关系,将自己的户籍投到当地人的户籍之下,以达到落户的目的。
这也引发了当地士人的不满,为此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限制科举移民的措施,对于科考士子的户口真实性严加排查,严格把关;同时又对于有特殊情况不能回原籍参加科考的士子给予特殊方便,这类没有本地户籍的士子如果自己父祖辈的坟墓葬在当地附近,便可取得当地科考名额,此外也可以通过找往届科考的进士或者官员做担保的方式来获取在本地参加考试的资格。京师求学待考的士人人数也是十分庞大的,据《文献通考》记载:
宋仁宗时,“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
总之在宋代,那些远离家乡的流动人口中,既有命运难测的灾民,又有求财求富的商人,还有入城卖力卖艺的失业农人以及异乡苦读求学的士人学子。他们虽然出身不同,遭遇各异,或许命运前途也有天壤之别,但轻乡危家,远出千里,就是他们的共同写照。一年四季奔波劳碌,使得移民流动成为了宋代繁华的真实写照,而春秋两季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更是堪称宋代版的“春运”。
来源;王朝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