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宗法制式的核心是“君权”，儒家的“大一统”，是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把一家规模推之天下，实行天下一家，皇帝被称为“君父”，各地官吏被称为各地“父母官”，封建时代的国家实际是皇帝个人的“家天下”。
宗法文化将天下理解为一家，以父子比附君臣，家国同构的国家制度把君主同国家等同一体，故而要求忠君，视忠君为爱的表现。儒家把血亲之爱的孝悌视为对国尽忠的基础，从而把血亲之爱提升为对国家民族的爱。儒家道德观念中的“忠君”和“爱国”是统一的，“忠国孝亲，赤子之情”，爱国而不忠君，是无法想象的。家国情怀，深深扎根于血缘宗法和家国制度的土壤中的。
封建王朝的权力始终与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缠绕在一起，从而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君王不仅是威严的统治者，而且是臣民的父母官；古代百姓不仅是被动的奴隶，而且是积极参与的臣民。说穿了，君王如父，臣民似子；皇帝要像对待儿子一样对臣民负责，臣民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为皇帝效力。古人最大的奢望不是民主，而是各级父母官为民做主；臣民最大的事业是为朝廷建功立业，以“报效”君王。在这种状态下，国民不是国民，只是臣子、庶民。古代百姓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个好圣君，以及一系列等级森严的父母官。古代宣扬的以民为本是建立在宗法文化基础上，本质是替民作主的官本位，权力本位，实际上是以维护君主为最高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为最终目标，经常性地将民众作为实现阶级利益的功利手段。
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竭尽全力培养人们对君王，官僚和家长的绝对服从性格，一旦进入国家生活，极其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集权，捍卫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封建统治阶级灌输的爱国主义总是和忠于朝廷忠于君主联系在一起，并将爱国主义转化为忠君的热情，为君主的胜利而自豪，为君主的强大而骄傲，爱国与忠君不分，齐家与敬祖合一的愚忠愚孝意识。
自古以来大一统的封建宗法制的传统观念以及由此固化的封建家长制的传统，便有了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
宗法文化使古代民众不能忘却本人祖系之所属，使每一个古人都无法超脱。宗法观念约束下，个体少有政治理性思辨，古代封建社会的爱国主义观念具有导致历史循环不前的老路。
黑格尔说：“在一种爱的关系中，一个人在对方的意识里，可以意识到他自己。”国家作为全民共同利益承载者的实体，个体的爱国也是在爱自己，达到个体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古代的爱国主义是宗法血缘观念，原始的血亲人伦情感，缺乏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理性思辨。这种情形下的爱国主义，具有很强的报答君长恩情的意味，忠君报国，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