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朋
腥风血雨的一九二七年夏天，在广州的鲁迅于暑期学术会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为阐明司马氏杀嵇康与礼教的关系，鲁迅特意打了个「容易明白的比喻」──
「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
鲁迅的比喻，融历史和现实于一炉，寓意深长。一方面，将篡权者司马氏，比为现代的北方军阀（避讳南方是鲁迅自设的防身「壕堑」），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武夫；另一方面，又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喻作「以孝治天下」的礼教。正如鲁迅写于同时的《忧「天乳」》所说：「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由于嵇康说过「非汤武而薄周礼」的话，司马氏即以「毁坏礼教」和不孝的罪名，把他杀了；实际上，司马氏的「崇奉礼教」，不过是「用以自利」，打着孝道的旗号「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他们自己，既不是真的忠臣孝子，又并不真正信奉礼教。所以鲁迅说，表面反礼教的嵇康等，其「本心」倒是「相信礼教」，「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至少比司马氏们「迂执得多」。看似信手拈来的以今喻古，却自出机杼，别开生面，可收鉴古知今、针砭现实之效。鲁迅讲的，虽是魏晋文学史，但经他一比喻，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增添了诸多联想和追索，其隐喻的指归不言自明。
不光张作霖、吴佩孚、段祺瑞等北方旧军阀，以种种借口镇压青年学生，杀害革命党人，就连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等南方的新军阀、政客，也相继在沪、汉、穗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他们不都是现代的司马氏，为篡夺国家权力、假惺惺地把自己打扮成「总理信徒」，以三民主义卫道士的姿态，排除异己、加害于革命者的么？孙中山首倡的三民主义，在他们手里变作杀人的现代礼教。其实在骨子里，他们何尝是「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鲁迅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精妙的比喻，固然是基于对魏晋历史的了然于胸，研判透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北伐时期中国政坛风云变幻的深刻洞察，及其鲜明的国民革命的立场和情感。作为革命文学家的鲁迅，「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而已集．题辞》）是无数革命者的淋漓鲜血，擦亮了鲁迅那双慧眼，才把这世界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
由鲁迅的比喻，我想到胡适的话。「主义初起时，大多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待到「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义一旦被抽象化、偶像化，并做了整治人的工具，它就与礼教没有什么两样。「五四」先贤说，礼教「吃人」；想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竟也做了新军阀们叛卖革命的绞肉机。当主义疯狂整人之际，表面似乎光鲜、成功，其实往往是失信、破产之时。
对于主义，哪怕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都应持胡适那样的科学态度：「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三论问题与主义》）
把主义当成狗皮膏药到处敷贴，以图包医百病，那是十足的思想懒汉作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