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继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到美国求学的，除了少数公派的以外，都经过一段打工生涯，谋生存、攒学费。即使公费留学，也无法负担家属的生活费，家属也做帮别家照看孩子或保洁的钟点工，维持生计。
我们这些人都有「文化大革命」下放劳动的经历。来到此地，都彼此彼此，做钟点工也坦然。我曾算过，在美国打工一天所得，接近国内一个月的工资。除了谋生、攒学费之外，也想积蓄一些带回家。在那些日子里，自己完全没有想到「面子」一事。我所在的研究院，获得「福特基金会」一笔资助，院方把一个人的钱，分给两个人用，这样可以多送一些人来美国访问。那位常务副院长对我说，到美国访问、学习的，都希望延长半年，为的是可以打工挣钱；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都准了。在美国时，我们都不觉得打工「失面子」。
三年期满，我回到过去工作的重工业部拜访老同事。老领导希望我给年轻的干部作一次「访美感想」。在走向会场的路上，她突然对我讲，我对她提及的那段打工经历，就不要提了。愕然之余，也恍然明白：自陈打工的经历，在国内的知识分子间，挺「丢人」。
一年之后，我受邀又去美作短期的「访问教授」。发给我聘书的系主任，是希望我能帮助他写几篇供发表用的文章。结束时，我对一位老教授讲，我的妻子还比较年轻，希望有机会能让她受硕士教育。不久，他打电话给我，说有了一个「助教」位置，够支付学费了，但生活费需要自筹。还说，他与当地一家超市连锁店的老板熟悉，不难为我谋求个小职员的位置。我们非常高兴地重返那个城市。在面试的那天，人事部负责人说，没有职员的位置，但如果我不介意，还可以为我安排一个普通工人的位置；顾及我的学历，给多一倍工资。原来，这家连锁店最近易主，老板已经不是老教授熟悉的了。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回到住处，那位把多余房间租给我们的美国讲师夫妇，知道我接受了这样的工作，都掩盖不住他们的惊奇。第二个学期，系主任帮助我取得「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的位置，条件是我必须攻读硕士。在开始上课的半年内，我周末仍在超市工作，六个小时站柜，下班前的两个小时拖地。一位资深的教授，看到了我，犹豫地在远处站了一会儿。看得出来，他是怕伤我自尊心，但我既已见到他，就不得不走近，跟我搭理、寒暄。我们在当地新认识的华人朋友，也都有类似的经历。原来即使在美国，在知识分子人群中，也仍然有「劳心」与「劳力」的重大区别。
超市的部门女经理，是从德国来的移民，每周给我们安排工时。有一周没有给我排足四十小时，我偷偷流泪了，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担心生活费用，其实那时我还有点积蓄，并不困难到需要流泪。她安慰我说，她自己也是个新移民，知道其中辛苦，说「我会照料你的（I will take care of you）」。这句话我生生地记住了二十多年。她说，在她管辖过的数以百计的员工中，我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希望我不要气馁。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为了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目的，我会去打工，认为自己做到了不顾面子。流泪说明实际存在委屈情绪。在我午夜从超市下班时，我的妻子还等着我。不止一次我看到她垂泪。后来追问，她说我当时情绪恶劣，性情变得粗暴。我必是憋不住流露出内心的委屈，使她误会我是在嫌她拖累我。现在回忆，实在觉得对不起她。
做了两年的学生，其间和那位系主任合作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有教授为我抱不平，对我的妻子说，好处都让系主任得了，我始终不是「第一作者」。取得学位、在香港谋得了待遇不菲的教职的第二天，系主任惊讶地说，我对待他的态度突然变得如此傲慢（so arrogant）。回想起来，必是把往日的委屈，都发泄了出来。在那段打工年月，我自己认为已不存在「面子」观点，其实那时只当周围的人群和我「彼此彼此」时，才不流露委屈情绪。实际我从来都不是那么超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