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延国
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年即一九五一年，沈从文无可奈何地抛弃小说创作，去到了历史博物馆，从此与文物为伍，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考古工作者。时年沈从文三十有九，与孔子所说的「四十而不惑」尚有一稔之差矣。然而和小说打了近三十年交道的沈郎，总是有一种依依不舍、藕断丝连的情怀。
一九六三年岁末，沈从文驱车南下，来到了秦汉古城长沙。在这里，他先是想到了贾谊，仿佛看到这位长沙王的老师，在风雨萧萧的薄暮，流连于楚国废毁的祠堂庙宇，一边低声吟咏楚辞，一边聆听远处祭祀的笙竽歌呼声。接着他又想起了屈原，也仿佛看到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乘一叶扁舟，时而盘腿船舱，一手持笔，一手持绢，聚精会神地书写，时而立身船头，无限深情地眺望两岸的田野阡陌以及那些躬身耕耘、挑担奔波的楚国黎民。沈从文怀着这种情感或曰冲动，立马驰书张兆和，称自己只要将贾太傅和屈大夫的本传再作一番理会，一定可以写出「两个极其出色的新的屈贾故事」，而且「写出来一定会情感充沛，有声有色」。理由是写这类人，「可以从各方面去体会，去刻画，去布局润色，而作得十分深刻生动。只要将我放到一个陌生地方，如像沅陵或别的家乡大河边一个单独住处，去住三个月，由于寂寞，我会写得出好多好多这种动人东西！」沈从文甚至自信其写出来的屈贾故事，一定会超过不久前的陈翔鹤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嵇康故事即短篇小说《广陵散》。敦料，沈从文的信刚刚寄出，天上便乌云滚滚，雷声阵阵，一场惊风雨、泣鬼神的政治风暴正在悄然生起。果不其然，文学界便开始有人撰文指责陈翔鹤是在借古讽今，别有用心。藕断丝连的沈从文不得不再一次泯灭自己的小说创作冲动，重新回到文物考古之中，一连好几天，在长沙马王堆的古墓里不断地走过来走过去。
一九七九年，也是在岁末，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上海青年王根林，计划创作一部描写三国时期政治斗争的文艺作品。当他获知沈从文有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行将付梓，且正在参加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时，便迅疾驰函请教。沈从文收到信后，居然热情洋溢地写了一封长达一千二百字的覆函，详详细细地列举了种种相关的著述乃至文物，而且建议其试写「曹植一生悲剧」，「以十万字为目标」，「若吃得透材料，写出来实比郭著之《蔡文姬》动人得多！」郭即郭沫若。惜乎，王根林后来为编辑工作所累，未能如愿以偿。从沈从文的墨宝中，人们可以窥见，老人家虽然七十有七，但对小说创作依然是藕断丝连，念念不忘。
众所周知，沈从文一生创作的文集约有八十余部，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其中小说《边城》堪称已臻乡土文学的巅峰，在世界文坛中产生过极大影响。相传，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已内定沈从文，但由于沈从文已经作古，马悦然们才不得不临时改授他人。
沈从文去世七年之后，张兆和曾作如是说：「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他，反而有那么多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这是作为沈从文妻子的自责，还是他责？人们不得而知。
但我想，如果六十年前，大陆文学艺术界的诸种氛围也能像今天这样宽松与和谐的话，沈从文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他的小说创作的。可以想像更多且崭新的《边城》，更多且崭新的翠翠，将会在他的笔下汩汩而出，不断地流向长城内外，流向大洋彼岸。倘若情形果然能够如此，又有谁会惋惜中国少了一位考古工作者呢？
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为沈从文一百一十年诞辰纪念，谨以此文表示对他老人家的深切缅怀和无限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