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五代皇帝雍正，因为夺嫡疑云而备受民间议论，却偏偏喜欢高谈道德。在他的诸多道德教化中，最为热衷的一件事，就是大张旗鼓褒奖“拾金不昧”。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有一个名叫六十一的满族铡草夫，在运送钱粮途中发现车内有人失落的一个元宝，当即报告有关官员。经地方层层上报，最后传到雍正那里，龙颜为之大悦，于是“降旨奖赏”，说一个卑微的役，不贪拣到之财宝，“小民慕义乃属可嘉可喜之事”，谕令将元宝赏赐铡草夫，并在八旗子弟中广为宣扬此事，开由地方官员奏报百姓“义举清操”，皇帝下达谕旨进行嘉奖之先河。
第二年即雍正六年（一七二八），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报，孟津县太平街（今会盟镇花园村）农民翟世有在去宋家山晨耕途中，拣得陕西三原县棉贩子秦泰丢失的一百七十?白银，站立地头等候失主前来认领至晚，次日上午揭失主“招”（寻物启事）后报告官府，归还全部银?拒绝失主“均分银?”承诺，“不取分毫”，“拾金完璧”、“清廉自好”。这回雍正更是出手大方：写了篇洋洋洒洒一千二百字的《世宗显皇帝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谕旨》，称翟世有之事“乃风俗休美之明徵，国家实在之祥瑞”，?奖励翟世有银一百?，“以旌其善”，并赐予七品顶戴，下令在拾金处勒石树碑，名曰“还金山”。
石碑立于宋家山山脚下，至今已三百年风风雨雨，已然字迹斑驳模糊，然仍依稀可辨“雍正陆年陆月三拾日立”字样。碑高一百六十厘米，宽六十厘米，厚三十五厘米；正面刻“还金山”三个大字，背面为一篇二千字的《拾金处》碑文，河南巡抚田文镜以浅显文言文与口语、方言撰就，记述翟世有拾金事迹及皇帝谕旨褒奖情由，堪称雍正文化宣教的范本。
六十一、翟世有，是雍正朝最先放出的两颗“道德卫星”。自此，终雍正一朝，此类“道德卫星”联翩升空，从未停止过──
翟世有向世人展示“义举清操”的同一年七月，田文镜奏报，河南卖贫民陈怀金拾得江南羊客王盛银银二十四?八钱，悉数送还，雍正批示：“细民美行迭见豫省，诚所谓瑞事也”，降旨奖励。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九月，署理直隶天津总兵管承泽奏报，文安县居民卢尚义妻梁氏拾得银六?五钱，主动归还失主，雍正谕旨内阁，命赏梁氏大米、布帛，并亲笔题写匾额，表彰梁氏“良淑”。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四月，直隶巡抚李卫奏报万全县军马站马刘金贵、天津守城门兵卒萧同泰、鸡泽县妇女王高氏三人拾金不昧，雍正龙心大悦，当即批示：“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徵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
雍正当政后，十分注重文化宣教，颁布《圣谕广训》；放飞“道德卫星”，即是其文化宣教的具体措施。褒奖翟世有谕旨说：人如能“安分知足”、“奉公守法”，“则不贪苟得之财，不为非理之事”；老百姓中不是没有“崇廉尚义之人”，“只因大吏有司，不以民风淳朴为念，或遂至湮没不彰”罢了。雍正慨说，“无奈世人贪心一萌，遂于明白浅显之理不能知觉，而见利思义、不拾遗金，便为古今罕觏之事”。至于翟世有，雍正说这个“耕田力作之农民，未必备读圣贤之书”，但却能“取法古人之行谊”，那是因为他“天性朴诚，不欺暗室”。雍正由此得出结论“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风俗；而风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并直言“为人心风俗起见”，“颁此谕旨，?内外地方官员通行晓谕，所属官民人等知之”。
但是雍正褒奖拾金不昧从一开始即存在弄虚作假的弊病，这恐怕是雍正本人地方官员以至受褒奖者三者都心知肚明之事。明知有假而仍一任“道德卫星”接连上天，是因为在“道德卫星”竞放中存在?微妙的三方利益的博弈（Game）：
精明过人的宣导者雍正，对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作弊行为，眼开眼闭，那是因为路不拾遗来是民风醇厚、世道清明的盛世标，拾金不昧佳话迭出，不正好证明寡人是天纵圣明的一代君主吗？宣扬拾金不昧万不能停，搞一些假的亦无妨。
作为抬轿子的各级官员的心态是，皇上批评“大吏有司”“不能躬行礼让”以致“还淳返璞之风，不多概见”，多多上报拾金不昧以证明自己教导民众有方，亦可藉此猎取声名求得迁，此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
就“拾金不昧”者本人而言，当然不乏如翟世有之类“天性朴诚，不欺暗室”、货真价实的真正道德君子，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能排除内中亦有一个两个投机钻营者，为困苦、窘迫生活所逼，说不定就是冲?政府的嘉奖实惠而来的。
拾金不昧原本是中华民族淳朴的品德与行为规范，人们作出这一举动时压根儿就没有指望得到什么回报。可是一旦在上者出于某种利益驱动与考虑对此进行巧妙的诱导，纯洁美好的道德就极有可能走样、变味。史告诉我们：每当“道德卫星”高挂云天之际，人们总是要为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而忧心忡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