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余晖》，岳麓书社出版
19世纪的中国历史，五彩斑斓，也惊心动魄，沾满了血腥硝烟，见证了满清政权江河日下的衰朽、腐败和挣扎。自道光朝始，西洋列强不断用鸦片、纺纱、资本、洋枪洋炮、基督教义与威逼恐吓，侵蚀、震慑、亢奋这个已闭关锁国了不少岁月的东方大国。虽然林则徐、魏源之流陆续呼吁国人要睁眼看世界，然长期宗法制统治、民族争斗的中国，对外接连割地赔款，许可西人入内传教布道，行使治外法权；于内却是王权纷争、贪腐盛兴、经济破产、会党暗结……一系列天灾人祸出现，使百姓日益不堪艰难时世的盘剥侵害，纷纷寻找喘息、苟存的机会。不少开明官员、不第秀才、破落地主、穷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受内心的名利、福禄和事功愿景的驱使，不甘被落寞社会的炎凉、冷酷浇灭。他们热血酬志，踔厉敢死，为了理想，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不归路。
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们选择了“拜上帝教”，用“上帝之子”“天父”“天兄”的名义和迷信，揭竿而起，攻城略地，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意图鼎革政局。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们，聚集在“湘军”旗帜下，用书生报国的英雄气势与果敢行动，历经十余年，翦除内乱，虽最终未能完成中兴宏图，却显现了晚清史上精彩、迷离和苍凉的灿烂一瞬。这些，被王纪卿以纪实的笔墨、开放的心态，写进了《帝国余晖》。只不过他精心勾勒的是“湘军将帅的铁血征程”。
不能否认太平军早期对封建帝制的革命行为，具有摧枯拉朽、加速毁灭的意义。但洪杨入主南京后，阶级等级森严，权贵生活糜烂，朝政纲纪紊乱，爵位乱封，男女分居，《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形同一纸空文。暴力、贪腐、淫逸、疯狂、迷信、内讧倾轧和荼毒百姓，日见兴隆：幼天王洪天贵福回忆其有88个王娘，洪秀全住进金陵王宫后11年不出宫、出行抬轿者达64人，韦、杨大屠杀毙命两万余人，胡乱封王2500多个，李秀成的忠王府让见过大世面的李鸿章惊叹为“平生所未见”的“神仙洞窟”……骇人的数据，奢侈的事实，无一不是建在百姓的苦难、血泪和痛苦之上？这样的政权，让民不聊天，又怎能给老百姓做实事、谋幸福，如何让国家民族真正实现“无处不均匀”？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进程，有着其他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反映了部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但它借助基督教义，推行神权、王权和蒙昧统治，反对、捐弃儒家文化传统，必然会招致知识分子们的强烈反对。江忠源、刘长佑、曾国藩、罗泽南、王錱、李续宾、彭玉麟、胡林翼、鲍超、左宗棠等先后出现，向洪杨集团展开拼死剿杀，体现了儒家士子的报国情怀和事功寻求。
王纪卿以史为据，以队伍成军先后为序，交代湘军十大将帅的生平起落，刻画他们组织团练，与太平军生死较量、斗智斗勇的壮阔情景。其中表现的湘军大佬群体的书生本色、干将气势和赤子形象，清晰耐读，翔实丰满，让我们在远离战事现场的百余年后，近距离感知了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历史余温。
平常我们谈及湘军，会即刻想到曾左胡彭，甚至将大多数的荣耀汇集曾国藩。当我们用心去翻读湘军史，却会发现更多少为人知的精彩。尚在曾氏居京做官时，江忠源、刘长佑便募集楚勇出省作战，而且江氏这位湘军的祖师爷、曾氏的道德弟子，向乃师传授了很多实战经验和军事思想。曾国藩办团练之初，有过成大儒和做统帅的矛盾，先是郭嵩焘的鼎力劝说，后得罗泽南、王錱的大力帮助，经过一番“屡败屡战”，方成“圣相抑或元凶”。罗泽南在整训用兵时，推行一系列策略和禁令，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得求买求买、强赊强借，不许调戏、强奸妇女，考核官兵的思想品德素质，建立军事生活民主制度，已有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政治思想工作建在连队、现代军队政委工作的鲜明色彩。
湘军大佬中，并非全是湘人，鲍超原籍四川奉节。他们受时代驱使，结成了“扎硬寨”“打死仗”的优秀团队。由于曾国藩是奉旨办团练，他成了名义上的湘军共主。然，不论其有多大的铸造完美人生的决心和魅力，内部也不时出现矛盾、哗变和分裂，形成诸多派系。刚烈的王錱不仅拒绝曾氏欲收作弟子的美意，又遭排斥带老湘营脱离单独作战，英年早逝后，余部又被左宗棠编练为新楚军。刘长佑统帅的江忠源旧部，不断增益，辗转作战，基本上不受曾氏节制。胡林翼打造的鄂军，脱胎于黔军，虽借鉴过罗泽南的湘军营制，但主要活动在湖北，也相对独立在曾氏军权体系之外。
王纪卿挖掘湘军大佬们在战争岁月的传奇色彩，将他们性格上最具特色、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分，逐一展现在我们面前。江忠源年轻时嗜赌近色，但三十而立后，虽时遭艰难，也对国家百姓极尽忠诚，一副真率侠义风采，让曾国藩满是钦敬、感叹。刘长佑与权贵往来，同强敌周旋，或对外交涉，都沉着冷静，不减儒将风范。李续宾在三河一役，明知险境，不惧覆灭，孤军深入，毫不退却，用一身傲骨、一军威武写成了湘军史上最大的悲剧。
这些杰出人物，除无敌骁将鲍超勇猛威慑强敌外，大多原为文弱书生，满腹经纶，曾在科举途中多次铩羽而返。一旦他们成为领军人物，个个都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汉。这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成就了他们的功名人生，凸显了曾国藩的贤、罗泽南的坚、彭玉麟的刚、胡林翼的谋……睿智的左宗棠，更是一个传奇人物。史学界认为，他是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他“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带着棺材收复伊犁，不但在政治上是强硬人物，而且主张外交和军事同时进行，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他从战略外交着想，塞防与海防并重；从实力外交着眼，谈判与武力并举；从务实外交着手，抗争与妥协并用。然，这样一个强硬主战形象，却以为外国不是中国的属国，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强其从我”， 中国政府应按国际惯例接待使节，而不能将外国来使一律看成“贡使”，强求见皇帝要三叩九拜，对于左氏的铁腕、偏激、方圆与孤傲，我们需结合时局背景和社会现实来看待，综观他收复北疆、决战南国、平定伊犁及成为中法战争的主心骨等事迹，自会感叹他有同曾国藩一般的辉煌、曲折与聪明。
王纪卿在描写不同人物的文字中，点染湘军的组建、发展、崛起、鼎盛和裁汰，将早已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精彩片段，铺陈在湘军突起、天下劲旅的壮阔图景中。这不是为地主精英、好战分子唱赞歌，颂功德，而是较集中地重现那一段耕读文化下书生被迫从戎的峥嵘历史。他写他们在军事政治上的智名和勇功，制胜于非易胜之中，也不回避他们的作战失利、投水自刎、惨遭覆灭、疯狂屠城和内部斗争激烈一类的悲屈和耻辱。这些，若非政局混乱、内忧外患，他们也许只能像江忠源一样屡试不中、惨淡度日，如罗泽南一般面对亲人接连罹难的残酷现实，或老死乡野、落寞而终……顶多成全曾国藩做一个醇儒的梦想，让鲍超在绿营无奈地甘当炮灰。历史不容许篡改、另演，我们不能遗忘太平军源于底层百姓、市井贫民，也不能忽视湘军多是农家子弟、耕读士人。他们的厮杀是残酷的、无情的，让后人甚为遗憾、沉痛。洪杨集团腐化淫逸，大肆封王拜相、欺诈黎民，加紧扩展地盘、人口，牵制中央政府主要兵力，引发一群读书人不得不集结亲友乡邻奋力反击，却方便了外敌频仍用兵入侵内地、攻陷京师、屠杀同胞、焚烧胜景。尊重历史，我们应正视湘军的抗击行为，虽属替帝制卫护，但他们始终坚持着保国卫民的理念，而忘记了营造享乐的资本和领地：江忠源奔父丧时靠他人凑集盘缠，刘长佑一件布衫一穿就是好几年，曾国藩在权力顶峰裁撤湘勇……潜在见证了湘军为何而战、战而不屈的历史。曾国藩们试图中兴没落王朝，殊死努力，用心良苦，不啻于晚清史上书生报国的最无奈、最斑斓也最悲怆的时代挽歌。
遗憾的是，王纪卿在《帝国余晖》中，虽用较大篇幅叙述了刘长佑、左宗棠与外敌交涉、征战的寸土不让，而对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仅一笔带过，明显忽略了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曾国藩所具有的、不能短视的重要性。不论他在教案外交上是怎样的输家，但作为洋务外交首家、道义外交名家、军事外交大家的思想和实践，他确有值得大书的内涵和意义，这也是湘军书生顽强报国的一大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