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4日电（作者 胡志勇）日前印度外长在一次公开讲座中再次就中印边界争议问题表态，中印领土争端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只有解决边界争端，两国关系才有望发展。
而印度总理莫迪3月初专门到中国的藏南地区参加一条隧道的揭幕仪式，公开挑衅中国的主权。同时，印度还增派了1万名士兵守卫中印边界地区。
尽管印度口口声声表态说要保持边境地区稳定，要和平解决争端，但印度的种种做法并非想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反而会加大边界的危机和冲突风险。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相继发声，坚决重申中国对藏南地区的主权，强调印度无权自行开发中国藏南地区，并警告印方立即停止任何可能加剧边界紧张局势的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誓死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权。
一般而言，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包括：
双边政治关系、双边安全关系、双边文化关系、双边科技教育关系、双边外交关系等诸多领域的内容，而边界争议从属于双边安全关系，并成为其中的一个小部分，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边界问题绑架双边关系，这既非理性之举，无助于双边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也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曲解与亵渎。
印度外长声称“‘阿鲁纳恰尔邦’系印度天然组成部分”，罔顾基本的历史事实暴露出对历史的无知。印度的政治人物应该认真补上历史这一课。
中印边界分为东、中、西段和锡金段，且从未划定。东段的藏南地区一直是中国领土，在印度非法侵占前，中国一直对藏南地区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这一基本事实不容否定。中国早在唐朝就对西藏地区行使主权：西藏归属于松赞干布建立的集权的吐蕃政权，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吐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西藏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到后期与唐王朝发生激战，该地方政权一直延续了200多年，到846年王朝才崩溃，进而发展为各个割据势力混战，并引发当地民众不满和起义，877年吐蕃王朝彻底崩溃，西藏地方政权统一局面才宣告结束，遂形成众多的部落，土邦等。宋朝初期，原吐蕃帝国的一个部落首领的后裔在青海省湟水流域建立了以藏族为主体的一个最大的地方封建政权，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纳贡，并乞官职。1032年宋仁宗封其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并给以优厚俸禄。1116年，该地区全部改为宋朝的郡县。从北宋开始西藏就是中国的领土。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此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版图。明朝建立后，采用收缴元朝旧敕旧印，换发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过渡，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清朝循历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权，只要前朝所封官员进送旧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变。165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应召到北京觐见清世祖顺治皇帝，1653年受到清朝正式册封；其后五世班禅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册封。
1987年印度在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上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当时就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强调印方此举非法无效，中方的这一立场始终没有改变。2017年，中国对藏南地区的多个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再次向外界宣示了这些地区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
2020年中印边界冲突是因为印方违反双方共识，在有争议的加勒万河谷单方面挑衅。
近年来，印度频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制造事端，一方面转移国内视线，刺激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为其第三个任期选举拉选票，另一方面，借助于美国“印太战略”，联美抗华，在获取最大战略利益德同时，趁机降低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影响力。其真正战略目标是实现“印度洋是印度之洋”的黄粱美梦。
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下，国际社会更需要的是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中国也一直保持着务实与理性的态度，强调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中印边境问题。与中国相比，印度表现出了反复无常的特征。在这次边界争端方面，美国公然偏袒和支持印度，企图拉印制华，遏制中国发展。美国与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互相利用关系，使印度更有恃无恐，同时增加了中、印解决边界争端的难度。从表面看，印度似乎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其实印度是利用边界问题作筹码与中国讨价还价，以获取更多利益。
将边界问题凌驾于双边关系之上，根本无助于争端的解决，恰恰反映出了印度的战略短视行为。只有在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中、印双方采取理性与务实的态度，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分歧，增进彼此的瞭解与信任，双方军队后撤五公里建立边界缓冲区，双方边民可以在该区域共同放牧、生活，避免边境摩擦升级为冲突。两国要积极寻求利益共同点，促进民间交流，减少误解和误判，积极改善双边关系。
（作者：胡志勇，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