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一笑 我的教育实践与思考（连载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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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鹤立
2015年8月，张鹤立女士在澳大利亚珀斯，为当地中文教育界人士介绍“鹤立教学法”与“鹤立教材”
下卷
十三、得陇望蜀
到1991年的9月,且不说是大是小，是好是坏, 我们在南阳已经有了四所幼儿园，在园的幼儿也达到四百多了。这里除了有前文述及的永安村幼儿园、唐河幼儿园、桐树庄幼儿园之外，还有后来创办的丝织厂后街幼儿园。
此时，唐河的幼儿园还是几十个孩子，只赔不赚；丝织厂后街幼儿园刚开办不久，也是只有投入没有回报；而桐树庄幼儿园则成为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每个月大概能有二千元的利润，这对当时的我来讲，已经相当可观了。
尽管发展势头还好，幼儿园也基本进入良性运行的轨道，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南阳不是最佳选择，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直觉告诉我：在南阳，难以大跨度地实现我的教育追求与梦想。
一是地方小、人口少，这就意味着市场有限、规模受阻、舞台太小，难以唱大“戏”。我那时有一种感觉：在南阳市的西边打一拳，就会把东边的人打倒，也就有这么大范围！就算在南阳各个区域，都发展起我们的幼儿园，从规模和数量上也难以达到我们的理想状态。
大家了解蛇和蚕吗？蛇和蚕长到一定程度，就要蜕皮。这时，它把身体从原来的壳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继续长大；不然的话，那层已经板结的皮囊，就会抑制它的生长。虽然在蜕皮的过程中它显得很弱小很无助，甚至失去抵抗和防御的能力，成为天敌的美餐，但它必须这样做，否则它就没办法长大，没办法成熟，没办法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意识到我也到了“蜕皮”的阶段。南阳的狭小，就好比是蛇和蚕的外皮，当我们“长”到今天的程度，已经感觉到了它的束缚和限制。只要我们想长大，就应该从这张“皮”中解脱出来。
不知为什么，鹤立教育总有一种“长大”的渴望，总是充满“长大”的激情。如果它一天不在品质和规模上有所提升和发展，就会觉得不大对头。一年多来，我们从一个孩子到几个孩子，从偏居西北的小门小户到市区有名有姓的幼儿园，从一所幼儿园再到现在的四所；一般的眼光来看，发展速度也算可以，可为什么还不满足，还不停下来舔舔伤口，梳梳羽毛，而要继续奔走，继续远航呢？没办法，我的体内一直鼓荡着“长大”的激情，充溢着发展的热望。这种激情和热望，虽然有时候让我盲目，让我失足，但我认为这是技术的问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而激情本身并没有错，它需要的是理性的控制和告诫，而不是消减和冰冻。
我相信，任何人的成长和发展，任何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包括一个团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长和发展，其内在的动力都离不开这种激情和渴望。这是生命最本能的冲动，是生命上演的剧目之所以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好比整个生物世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就离不开这种内驱力一样。
一个孩子最强烈的冲动就是长大，这是最本真的童心，而只有保留这种童心的人，才能不断地获得发展、求得进步。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想发展、进步，又何尝不需要这种“长大”的冲动呢？我相信：如果什么时候失去了这种热望，那么未老先衰的征兆就会出现。
中国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相比较，从总体来看，其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层次是相距甚远的。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普遍缺少这种“长大”的激情和渴望。我们奉行“小富即安”、“知足常乐”、“求安求稳”的信条；只关注物质生活，而缺少精神生活的需要，在“吃饭活着，活着吃饭”的层次上徘徊，而缺少社会责任感，缺少对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所以够吃够花就行了，何况不仅够这一辈子吃喝，连下一辈都够了呢！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当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解决了生存问题，进入小康状态之后，发展之“火”就开始缺“氧”，也就失去了继续长大的冲动与激情，这应该是中国很多企业，包括幼儿园，出现“盆景效应”和“侏儒症”的原因吧。
我们为什么要长大？说到底这是生命应有的追求与冲动。你问蛇和蚕为什么要蜕皮？你问蝌蚪为什么变成青蛙？幼虫为什么变成蝴蝶？山上的树为什么从岩缝中倔强地生长并不断地指向蓝天，难道这需要理由吗？如果说理由的话，那就是这些生物体自身的使命。
鹤立教育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谢天谢地，这种小农意识虽然不能说对我没有影响，但起码我还没有完全被它控制，这大概要感谢我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从我父亲那里，我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影响：作为人要活得有价值，要杰出、要创造、要有所作为，而不能虚度年华，愧对生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化开始蜕变成了“侏儒文化”、“盆景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不许长大、不许卓越、不许杰出。而让你变得平庸得不能再平庸、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甚至让我们丢掉很多“人”的本质和特性，变成一头“猪”—一头只知道吃吃睡睡，摇头晃脑，至多再加上个传宗接代的“猪”，以防断了香火。
在我生活的青少年时代，接受的都是这种教育。为了摧残个性，毁灭创造，还发动了一系列破坏性极强的运动，什么反对“白专道路”，不许“成名成家”，甚至“读书无用”，做“白卷先生”，做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劳动者。人们只能躺在物质生活的泥潭里打滚，而不能有精神生活、情感生活，不能有梦想，不能有境界和追求，更不能有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理解。
多么可怕！这不正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吗？这不正是我们文化中最黑暗、最不人道的一面吗？她让人不能作为人来活着，而只能作为物、作为畜牲来活着。
我有幸没有被这种文化彻底吞没。我怎么能不心怀感激、来响应生命对我的呼唤呢！所以，我必须长大，我要“蜕”去南阳这张“皮”，而给自己寻找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南阳，存在着的第二个问题是交通不便。那时南阳没有主要铁路干线经过，距离郑州这个交通枢纽也比较遥远。当年乘坐汽车需要12个小时，而且路况很差。至于那时的车况就更糟了—破烂、狭窄，四处透风，哗啦啦地响；而车主为了多拉乘客，两排座位挤得人都喘不过气来，用来治“罗锅”正好。
汽车在这样的道路上行驶，不仅颠簸，而且还不安全。路两边的脏、乱、差也影响人的心情。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又有谁愿意品尝这样的滋味呢？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鹤立教育难以向外传播，我们既不方便走出去，外边的人也不愿意走进来。而这不符合我的理想、我的意愿。
从我独立办学的那一天开始，我就盼望着能让鹤立教育走遍全国，走向世界。虽然当时还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和方式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一天肯定会到来。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向这一天逼近、靠拢，我下一步想采取的步骤也必须围绕这个目标。可是在南阳，这只能是遥远的梦想。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但真正对我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是生物学和东方哲学。生物学让我体验到了生命的神奇与美妙、和谐与珍贵，连一只虫子，其生命都弥足珍贵，更何况我们人类！人类是宇宙的杰作，是上帝的珍品，是日精月华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形成的结晶。
作为个体，人的生命都来自于极端的偶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战战兢兢地呵护她，不怀着虔敬的情感去打磨她。观照现实，我们会发现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生命在教育的视界里历来是缺席的。审视教育过程中对生命的浪费、作贱、扭曲的现象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无法忍受。我在了解和感受生物发展的过程中，被塑造了，被提升了，使我产生了由此及彼的情感—从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角度，拓展到对其他生命，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生命负责任的高度。我深知若实现这种愿望，我的脚步不能停留在南阳这个地域内。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说我狂妄、自负，但我可以坦然地告诉你：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是将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使命。我感觉，有这种心态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而我居然是这少数中的一位。对此，我感到骄傲，我感到自豪。
我认为南阳不理想，还有第三个理由：南阳属于中小城市，缺少号召力、影响力，不具有制高点上的战略价值，势必影响人们对鹤立教育的认可度以及积极追随的心态。
人们往往爱屋及乌，因为向往这座城市，便也不自觉地对这个城市的相关事物喜爱起来，靠自己的想象给它涂上金边、插上鲜花。相反，假如一座城市在人们的心目中评价不高，那么与它相关的事物，即使再好、再出色、再卓越，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也要打折扣。就像人出国旅游一样，到了国外即使东西再贵，再假冒伪劣，也要买上一大堆。回到家里才发现，家门口的商店里就有，比国外便宜得多，而且质量可靠、维修及时。但家门口的东西他偏偏不买，偏要到国外受骗，人有这种心理，你又如之奈何呢。
特别是我们中国市场开放时间不长，大家的市场经验还比较匮乏，缺少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能力。所以，就像小品《卖拐》中的范伟那样，容易被赵本山“忽悠”。人们愿意追星，愿意崇拜偶像，城市也有明星城市、偶像城市，而像北京、深圳、广州比起南阳来肯定要“明星”一些、“偶像”一些，甚至郑州比起南阳也不知道优越多少倍—尤其对河南境内的城市来讲。
因此，鹤立教育应该抢占战略制高点，这样才能对更广阔的空间形成辐射、产生影响。这既是在空间上的制高点，也是在人心理上的制高点，使大家乐于认同与追随，这便是我所说的战略意义。
前面谈到我对东方哲学的接触和热爱，我认同这种哲学思想中体现出的整体—联系和辩证—变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这也是我进行战略思考的哲学依据。
什么叫战略思考呢？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关注局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促成各要素之间的整合与互动。与此同时，再在关系中辨别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进而追求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这就好比下棋，要考虑整体布局，要关注各个方位，要推进各个区域和点之间的联系、支持与呼应，而不仅仅把目光盯在某一个区域、方位或者是具体的点上而不顾及其他。我们追求在全国，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发展鹤立教育，不能不考虑我们设置的每一个点，对现在和未来，对鹤立“一盘棋”的影响。从这个目的出发，大都市和省会城市的优势显然是南阳这样的城市无法比较的。
与战略相对应，当然还有战术。我在南阳运作的过程中，关注的多数还是战术问题，具体的招生方法、教学方法。不可否认，这些当然也很重要，它将决定某一场战役是否能赢，某一次交锋能否获胜，一个幼儿园能否生存、立足。但仅有战术是不够的，特别是想再上台阶，进一步拓展市场、扩大规模、为未来做长远设计时，就必须将战术纳入战略的指导之下、控制之下。由战略部署，决定我们下一仗在哪里打，怎样打，我们的兵力如何部署，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市场做大、做强。
有些朋友喜欢在战术的层面上徘徊，特别关注某一个具体问题，某一个具体措施，缺少战略意识。这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会极大地抑制企业或团队的发展与超越。并且，这样的做法难以形成合力，容易出现各自为政、本位主义、地方割据的局面，而不利于整体和全局的迅速成长。
我想离开南阳，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南阳的文化和经济不够发达。南阳虽然是一座历史名城，百里奚、张衡、张仲景、诸葛亮都与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但那毕竟都是历史。而历史上的发达与先进，往往与现实的闭塞、落后相伴随。在这里，家长的教育观念还相当滞后，这一点我已深有体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市场唤醒、市场培育的工作，但那需要漫长的时间，极大的精力，只能取得事倍功半的回报，而我追求的是事半功倍。我认为那些文化、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比起南阳来就应该有更多的优势。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农村的孩子不需要教育吗？既然你是由于珍爱人的生命而推广这样的教育，那么农村和偏远地区、中小城市的孩子们生命不同样需要珍爱吗？的确如此！但一项事业要发展、要成长，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如果违背这种规律，就无法生存，更不能发展，那又如何实现其价值呢？这就好比，能够为穷人提供捐赠的往往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这个能力。鹤立教育只有在保证生存，并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为更多的孩子，包括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积极的帮助。
我认为办学还是应该选择事半功倍的区域，这样才能提高发展的效率，迈开前进的步伐。如此看来，选择办学地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好像一粒种子，落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地方，就有希望长得茁壮、长得繁茂；如果落到贫瘠的土壤上，存活都是个问题，哪还能长得好、长得快啊！
我要向外发展，但要去哪里落脚，那时还是比较模糊的。不过我有一个原则—到省会级的大城市。我首先想到的是沈阳，因为那里毕竟是我的故乡。当时我的东北人情结还比较重，觉得东北的家长重视教育，舍得投资，东北人办事麻利、爽快、有效率。但我也知道沈阳的场地难找，租金也一定很高。
我委托我的同学，也就是大江的妈妈，在沈阳帮我打听；同时我也在打别的地区的主意，北京、上海、广州，这也是我比较向往的城市。不过我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人脉资源。
这时，我们幼儿园的周老师，给我带来了郑州的消息。说有个闲置两年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可以出租，每月租金三千元，一下子让我怦然心动。
那么资金问题怎么办呢？前边已经说了，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现在每个月有两千元的收入，而这两千元连人家的房租都不够，何况还需要前期投资呢。这将如何是好！而且，新的区域的发展，必须有个前提，即现在的根据地能够正常运转，这样既不会牵制我太多的精力，还可以稳定地提供资金的支持。可是我一旦离开，管理工作、教学工作由谁来负责，这个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我那时坐镇桐树庄，有一个姓彭的老师给我做助手，她比较聪明，管理也有些办法，但从顾全大局和忠诚敬业方面来看，不如林海欣。
那么，此时林海欣在做什么呢？她主要负责永安村，保证那里的稳定和良性运转。此时的唐河和丝织厂后街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永安村每月有一千来元的结余，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有这么多困难，不过我还是不死心，到郑州去发展的激情，时时在我心中鼓荡，因为我太渴望了，我渴望郑州的广阔空间，渴望它作为省会城市发展的高度，渴望它交通的便利与发达，也渴望那所建筑面积在1700多平方米的配套幼儿园。
到那时为止，我所办的幼儿园，还都停留在家庭小作坊的层面。私人宅院，有个三五百平方米已经不错了。我多么希望摆脱这种层次和规模，而进入规范的幼儿园运作轨道，那将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时，周老师再一次传来郑州的消息，说租金还可以商量。我决定亲自前往进行实地考察。
2015年8月，张鹤立女士在澳大利亚珀斯，为当地中文教育界人士介绍“鹤立教学法”与“鹤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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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得陇望蜀
到1991年的9月,且不说是大是小，是好是坏, 我们在南阳已经有了四所幼儿园，在园的幼儿也达到四百多了。这里除了有前文述及的永安村幼儿园、唐河幼儿园、桐树庄幼儿园之外，还有后来创办的丝织厂后街幼儿园。
此时，唐河的幼儿园还是几十个孩子，只赔不赚；丝织厂后街幼儿园刚开办不久，也是只有投入没有回报；而桐树庄幼儿园则成为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每个月大概能有二千元的利润，这对当时的我来讲，已经相当可观了。
尽管发展势头还好，幼儿园也基本进入良性运行的轨道，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南阳不是最佳选择，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直觉告诉我：在南阳，难以大跨度地实现我的教育追求与梦想。
一是地方小、人口少，这就意味着市场有限、规模受阻、舞台太小，难以唱大“戏”。我那时有一种感觉：在南阳市的西边打一拳，就会把东边的人打倒，也就有这么大范围！就算在南阳各个区域，都发展起我们的幼儿园，从规模和数量上也难以达到我们的理想状态。
大家了解蛇和蚕吗？蛇和蚕长到一定程度，就要蜕皮。这时，它把身体从原来的壳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继续长大；不然的话，那层已经板结的皮囊，就会抑制它的生长。虽然在蜕皮的过程中它显得很弱小很无助，甚至失去抵抗和防御的能力，成为天敌的美餐，但它必须这样做，否则它就没办法长大，没办法成熟，没办法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意识到我也到了“蜕皮”的阶段。南阳的狭小，就好比是蛇和蚕的外皮，当我们“长”到今天的程度，已经感觉到了它的束缚和限制。只要我们想长大，就应该从这张“皮”中解脱出来。
不知为什么，鹤立教育总有一种“长大”的渴望，总是充满“长大”的激情。如果它一天不在品质和规模上有所提升和发展，就会觉得不大对头。一年多来，我们从一个孩子到几个孩子，从偏居西北的小门小户到市区有名有姓的幼儿园，从一所幼儿园再到现在的四所；一般的眼光来看，发展速度也算可以，可为什么还不满足，还不停下来舔舔伤口，梳梳羽毛，而要继续奔走，继续远航呢？没办法，我的体内一直鼓荡着“长大”的激情，充溢着发展的热望。这种激情和热望，虽然有时候让我盲目，让我失足，但我认为这是技术的问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而激情本身并没有错，它需要的是理性的控制和告诫，而不是消减和冰冻。
我相信，任何人的成长和发展，任何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包括一个团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长和发展，其内在的动力都离不开这种激情和渴望。这是生命最本能的冲动，是生命上演的剧目之所以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好比整个生物世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就离不开这种内驱力一样。
一个孩子最强烈的冲动就是长大，这是最本真的童心，而只有保留这种童心的人，才能不断地获得发展、求得进步。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想发展、进步，又何尝不需要这种“长大”的冲动呢？我相信：如果什么时候失去了这种热望，那么未老先衰的征兆就会出现。
中国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相比较，从总体来看，其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层次是相距甚远的。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普遍缺少这种“长大”的激情和渴望。我们奉行“小富即安”、“知足常乐”、“求安求稳”的信条；只关注物质生活，而缺少精神生活的需要，在“吃饭活着，活着吃饭”的层次上徘徊，而缺少社会责任感，缺少对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所以够吃够花就行了，何况不仅够这一辈子吃喝，连下一辈都够了呢！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当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解决了生存问题，进入小康状态之后，发展之“火”就开始缺“氧”，也就失去了继续长大的冲动与激情，这应该是中国很多企业，包括幼儿园，出现“盆景效应”和“侏儒症”的原因吧。
我们为什么要长大？说到底这是生命应有的追求与冲动。你问蛇和蚕为什么要蜕皮？你问蝌蚪为什么变成青蛙？幼虫为什么变成蝴蝶？山上的树为什么从岩缝中倔强地生长并不断地指向蓝天，难道这需要理由吗？如果说理由的话，那就是这些生物体自身的使命。
鹤立教育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谢天谢地，这种小农意识虽然不能说对我没有影响，但起码我还没有完全被它控制，这大概要感谢我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从我父亲那里，我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影响：作为人要活得有价值，要杰出、要创造、要有所作为，而不能虚度年华，愧对生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化开始蜕变成了“侏儒文化”、“盆景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不许长大、不许卓越、不许杰出。而让你变得平庸得不能再平庸、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甚至让我们丢掉很多“人”的本质和特性，变成一头“猪”—一头只知道吃吃睡睡，摇头晃脑，至多再加上个传宗接代的“猪”，以防断了香火。
在我生活的青少年时代，接受的都是这种教育。为了摧残个性，毁灭创造，还发动了一系列破坏性极强的运动，什么反对“白专道路”，不许“成名成家”，甚至“读书无用”，做“白卷先生”，做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劳动者。人们只能躺在物质生活的泥潭里打滚，而不能有精神生活、情感生活，不能有梦想，不能有境界和追求，更不能有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理解。
多么可怕！这不正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吗？这不正是我们文化中最黑暗、最不人道的一面吗？她让人不能作为人来活着，而只能作为物、作为畜牲来活着。
我有幸没有被这种文化彻底吞没。我怎么能不心怀感激、来响应生命对我的呼唤呢！所以，我必须长大，我要“蜕”去南阳这张“皮”，而给自己寻找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南阳，存在着的第二个问题是交通不便。那时南阳没有主要铁路干线经过，距离郑州这个交通枢纽也比较遥远。当年乘坐汽车需要12个小时，而且路况很差。至于那时的车况就更糟了—破烂、狭窄，四处透风，哗啦啦地响；而车主为了多拉乘客，两排座位挤得人都喘不过气来，用来治“罗锅”正好。
汽车在这样的道路上行驶，不仅颠簸，而且还不安全。路两边的脏、乱、差也影响人的心情。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又有谁愿意品尝这样的滋味呢？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鹤立教育难以向外传播，我们既不方便走出去，外边的人也不愿意走进来。而这不符合我的理想、我的意愿。
从我独立办学的那一天开始，我就盼望着能让鹤立教育走遍全国，走向世界。虽然当时还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和方式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一天肯定会到来。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向这一天逼近、靠拢，我下一步想采取的步骤也必须围绕这个目标。可是在南阳，这只能是遥远的梦想。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但真正对我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是生物学和东方哲学。生物学让我体验到了生命的神奇与美妙、和谐与珍贵，连一只虫子，其生命都弥足珍贵，更何况我们人类！人类是宇宙的杰作，是上帝的珍品，是日精月华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形成的结晶。
作为个体，人的生命都来自于极端的偶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战战兢兢地呵护她，不怀着虔敬的情感去打磨她。观照现实，我们会发现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生命在教育的视界里历来是缺席的。审视教育过程中对生命的浪费、作贱、扭曲的现象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无法忍受。我在了解和感受生物发展的过程中，被塑造了，被提升了，使我产生了由此及彼的情感—从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角度，拓展到对其他生命，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生命负责任的高度。我深知若实现这种愿望，我的脚步不能停留在南阳这个地域内。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说我狂妄、自负，但我可以坦然地告诉你：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是将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使命。我感觉，有这种心态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而我居然是这少数中的一位。对此，我感到骄傲，我感到自豪。
我认为南阳不理想，还有第三个理由：南阳属于中小城市，缺少号召力、影响力，不具有制高点上的战略价值，势必影响人们对鹤立教育的认可度以及积极追随的心态。
人们往往爱屋及乌，因为向往这座城市，便也不自觉地对这个城市的相关事物喜爱起来，靠自己的想象给它涂上金边、插上鲜花。相反，假如一座城市在人们的心目中评价不高，那么与它相关的事物，即使再好、再出色、再卓越，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也要打折扣。就像人出国旅游一样，到了国外即使东西再贵，再假冒伪劣，也要买上一大堆。回到家里才发现，家门口的商店里就有，比国外便宜得多，而且质量可靠、维修及时。但家门口的东西他偏偏不买，偏要到国外受骗，人有这种心理，你又如之奈何呢。
特别是我们中国市场开放时间不长，大家的市场经验还比较匮乏，缺少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能力。所以，就像小品《卖拐》中的范伟那样，容易被赵本山“忽悠”。人们愿意追星，愿意崇拜偶像，城市也有明星城市、偶像城市，而像北京、深圳、广州比起南阳来肯定要“明星”一些、“偶像”一些，甚至郑州比起南阳也不知道优越多少倍—尤其对河南境内的城市来讲。
因此，鹤立教育应该抢占战略制高点，这样才能对更广阔的空间形成辐射、产生影响。这既是在空间上的制高点，也是在人心理上的制高点，使大家乐于认同与追随，这便是我所说的战略意义。
前面谈到我对东方哲学的接触和热爱，我认同这种哲学思想中体现出的整体—联系和辩证—变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这也是我进行战略思考的哲学依据。
什么叫战略思考呢？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关注局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促成各要素之间的整合与互动。与此同时，再在关系中辨别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进而追求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这就好比下棋，要考虑整体布局，要关注各个方位，要推进各个区域和点之间的联系、支持与呼应，而不仅仅把目光盯在某一个区域、方位或者是具体的点上而不顾及其他。我们追求在全国，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发展鹤立教育，不能不考虑我们设置的每一个点，对现在和未来，对鹤立“一盘棋”的影响。从这个目的出发，大都市和省会城市的优势显然是南阳这样的城市无法比较的。
与战略相对应，当然还有战术。我在南阳运作的过程中，关注的多数还是战术问题，具体的招生方法、教学方法。不可否认，这些当然也很重要，它将决定某一场战役是否能赢，某一次交锋能否获胜，一个幼儿园能否生存、立足。但仅有战术是不够的，特别是想再上台阶，进一步拓展市场、扩大规模、为未来做长远设计时，就必须将战术纳入战略的指导之下、控制之下。由战略部署，决定我们下一仗在哪里打，怎样打，我们的兵力如何部署，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市场做大、做强。
有些朋友喜欢在战术的层面上徘徊，特别关注某一个具体问题，某一个具体措施，缺少战略意识。这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会极大地抑制企业或团队的发展与超越。并且，这样的做法难以形成合力，容易出现各自为政、本位主义、地方割据的局面，而不利于整体和全局的迅速成长。
我想离开南阳，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南阳的文化和经济不够发达。南阳虽然是一座历史名城，百里奚、张衡、张仲景、诸葛亮都与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但那毕竟都是历史。而历史上的发达与先进，往往与现实的闭塞、落后相伴随。在这里，家长的教育观念还相当滞后，这一点我已深有体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市场唤醒、市场培育的工作，但那需要漫长的时间，极大的精力，只能取得事倍功半的回报，而我追求的是事半功倍。我认为那些文化、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比起南阳来就应该有更多的优势。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农村的孩子不需要教育吗？既然你是由于珍爱人的生命而推广这样的教育，那么农村和偏远地区、中小城市的孩子们生命不同样需要珍爱吗？的确如此！但一项事业要发展、要成长，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如果违背这种规律，就无法生存，更不能发展，那又如何实现其价值呢？这就好比，能够为穷人提供捐赠的往往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这个能力。鹤立教育只有在保证生存，并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为更多的孩子，包括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积极的帮助。
我认为办学还是应该选择事半功倍的区域，这样才能提高发展的效率，迈开前进的步伐。如此看来，选择办学地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好像一粒种子，落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地方，就有希望长得茁壮、长得繁茂；如果落到贫瘠的土壤上，存活都是个问题，哪还能长得好、长得快啊！
我要向外发展，但要去哪里落脚，那时还是比较模糊的。不过我有一个原则—到省会级的大城市。我首先想到的是沈阳，因为那里毕竟是我的故乡。当时我的东北人情结还比较重，觉得东北的家长重视教育，舍得投资，东北人办事麻利、爽快、有效率。但我也知道沈阳的场地难找，租金也一定很高。
我委托我的同学，也就是大江的妈妈，在沈阳帮我打听；同时我也在打别的地区的主意，北京、上海、广州，这也是我比较向往的城市。不过我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人脉资源。
这时，我们幼儿园的周老师，给我带来了郑州的消息。说有个闲置两年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可以出租，每月租金三千元，一下子让我怦然心动。
那么资金问题怎么办呢？前边已经说了，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现在每个月有两千元的收入，而这两千元连人家的房租都不够，何况还需要前期投资呢。这将如何是好！而且，新的区域的发展，必须有个前提，即现在的根据地能够正常运转，这样既不会牵制我太多的精力，还可以稳定地提供资金的支持。可是我一旦离开，管理工作、教学工作由谁来负责，这个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我那时坐镇桐树庄，有一个姓彭的老师给我做助手，她比较聪明，管理也有些办法，但从顾全大局和忠诚敬业方面来看，不如林海欣。
那么，此时林海欣在做什么呢？她主要负责永安村，保证那里的稳定和良性运转。此时的唐河和丝织厂后街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永安村每月有一千来元的结余，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有这么多困难，不过我还是不死心，到郑州去发展的激情，时时在我心中鼓荡，因为我太渴望了，我渴望郑州的广阔空间，渴望它作为省会城市发展的高度，渴望它交通的便利与发达，也渴望那所建筑面积在1700多平方米的配套幼儿园。
到那时为止，我所办的幼儿园，还都停留在家庭小作坊的层面。私人宅院，有个三五百平方米已经不错了。我多么希望摆脱这种层次和规模，而进入规范的幼儿园运作轨道，那将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时，周老师再一次传来郑州的消息，说租金还可以商量。我决定亲自前往进行实地考察。
【凤凰华人资讯网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