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鹤立
二、扩大战果
我们的小集体中又增加了几个孩子。最先来的叫高阳，五岁多的一个男孩儿，长得虎头虎脑，挺聪明，就是特别能哭，哭起来声音高亢，又经久不衰。
好在这个孩子爱听故事，而且一听故事情绪就有所好转，于是我就找了几本童话书，用“跟读训练”的方式开始教他。
我为什么选择用这种方法开始我的教学活动呢？说来话长。原来我在东北的时候，教过一个小朋友叫大江，他是我同学的儿子。大江那时候四岁半，得过脑积水，所以没上过幼儿园，从徐进入独立阅读状态非常关键。还有，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拥有指读能力，而高阳这方面一点也不缺乏。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感觉对他选择这种方法比较恰当。
我找了几本字体比较大的故事书，比如《桃太郎》、《白雪公主》、《小锡兵》等，然后让高阳坐在我身边，我读一句他跟我学读一句，读的同时以手指字。
果然，效果不错，即使他刚才还眼泪汪汪，可一旦拿起书来，就好像把伤心事儿全忘了，可以立即进入故事情境，我们一边读，他还一边有说有笑的—当然说和笑都与故事内容有关。
高阳刚刚稳定下来，又来了两个孩子，一个叫樊星，是樊军的弟弟；一个叫凯乐。两个小朋友都六岁出头，有很强的学习欲望。
现在我可以把这三个孩子放在一起，来开展教学活动了。面对三个孩子教学，其实比一个更好组织，因为孩子们都有竞争意识，一个人缺少可比性和挑战性，而三个就不同了，他们开始较起劲来。凯乐一天要学六十个字，樊星要一天学一百个，他们真的实现了。高阳也不甘落后，几个小家伙儿自己把自己折腾得够呛。
面对这三个孩子，我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是“先背后认”加“跟读训练”。
那时，我们用的教材是《小朋友问答歌》。我在二楼一个空房间里挂上一块黑板，摆上几张桌椅，像模像样地上起课来。
我把《小朋友问答歌》分段抄到黑板上，先带着他们背两遍，然后再指读，采取我读一句，他们跟着读一句的办法。读黑板上的儿歌由我来实指，他们来空指，也就是我直接指到儿歌的一个一个汉字上，而他们远距离指字。接着再来指读他们手边田字格上的儿歌。
田字格上的儿歌是我给他们抄上去的。那时，连油印的教材都没有，更谈不上彩色印刷了，只好土法上马。别看他们人少，学习兴趣却很高，因为儿歌本身节奏感强，韵脚也响亮，再加上内容也不错，所以有相当的吸引力。而背儿歌的时候，我让他们拍着手，跺着脚，或者是敲着桌子，他们觉得既像唱歌又像做游戏。等到他们把田字格上的儿歌背熟了，读熟了，我就抽取里面的字，做成字卡考他们，还让他们把那些简单的字写下来。
这种教学活动使孩子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认为人的能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释放，与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有直接的关系。思维方式不仅决定你对某种方法的设计和创造，也决定你的使用和理解。事实证明，我所创设的上述教学方法，有些人就不能理解。
一个在教育部门工作过多年的老先生，就想和我打赌。他说：你要是能让孩子百日识字三千—别说三千了，就是一千，我给你五万元；达不到的话，你给我五万元。我说：咱们别赌五万，赌十万吧。当然后来我兑现了他没有兑现。
这位老先生就代表了很普遍的看法。因为依照他们常规的理解，字就得一个一个识，而且是孤立的、机械的。那种方法当然不行，它不符合孩子的思维规律和认知特点，得不到元认知结构的支持。
而我创设的方法与常规的教学反其道而行之：摒弃孤立、机械，而讲求整体联系；摒弃被动讲授，而追求主体参与；摒弃枯燥乏味，而追求快乐游戏。这种方法符合孩子的内在需求，与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学习和思维方式形成共振。所以，孩子们不仅可以学得开心，还可以大大地提高效率。
孩子们来到这个世上，带着极强的学习欲望和能力，在最初的阶段里，他们主要靠直接经验获得各种印象和对事物的形象记忆，在他们的头脑中还保留了很多过程、情景、生活片段和场景的鲜活画面。
我认为，元认知结构就由这些内容来组成。
完整的句子、完整的故事和儿歌往往能唤醒他们这些生活积累和直观印象，使相应的词汇与头脑中的直观印象、图画和过程形成对应，使这些句子、故事和词汇有具体的事物做依托，形成一一对应的联系。比如这么一首儿歌：
小燕子，飞得高，
尾巴像把小剪刀。
东边看，西边瞧，
苍蝇蚊子无处逃。
这里面的很多事物小朋友们都见过，很多过程小朋友们都参与过，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文字一点儿也不陌生，他们的头脑会很自然地把“燕子”、“苍蝇”、“蚊子”、“看”、“瞧”等汉字翻译成具体的事物，我认为这就叫理解。他们知道这些词汇和句子说的是什么东西，指的是什么事物，什么过程，什么样的画面和情景。于是，与这些具体事物一一对应的字、词、句子、情景，连同他们所对应的内容一起，被保留下来，记忆下来。
那么，为什么完整的句子或段落比单个的字、词更容易保留和记忆呢？因为它们所对应的事物、过程和情景，在孩子的头脑中建立的联系更为广泛。它们给孩子造成的情感体验和形象刺激更强烈，更有意义。
我理解，“元认知结构”的支持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的学习就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既学得快乐又学得高效，而那种孤立的、机械的学习呢？就不行了。比如多、少、大、小、左、右、上、下，在小学语文课上都是一个一个教的，这使它们缺少整体联系性，缺少语言环境的支持。另外，这些字都比较抽象，而抽象的字词幼儿头脑中难以储备相应的直观印象。所以，也就难以获得元认知结构的支持。就拿这些词和小燕子、小绵羊、小肥猪来对比，哪个更形象、更可爱呢？当然是后者。这是因为，孩子此时形象记忆的功能特别发达，而抽象记忆的功能不发达，当然后者更容易形成记忆了。
这应该是我们的教法能够实现高效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还强调活动性、主体性、参与性、游戏性。为什么？因为孩子是情绪动物，情绪好了，每个细胞，每条神经都变得活跃、积极，做的“功”就多，当然效果就好了。所以，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人们，首先要找到孩子的情绪开关。
不过，你不要以为，我们从早到晚除了读书就是写字。其实，那时孩子们的活动可谓丰富多彩，每天太阳最温暖的时候，我弟弟往往带着他们走出这个院子，到西边的一片桃树林去玩，在那里玩警察抓小偷，玩摸瞎子，个个都弄得灰头土脸，不过开心得很。
他们还到一个废弃的水渠处，去挖黄泥，这种捏泥巴的游戏，他们也很感兴趣，捏出飞机、大炮、坦克、汽车，然后把他们的作品一排排地排列出来，比比看谁捏得多，捏得好。
晚上，讲故事、猜谜语的时间到了，参加讲故事、猜谜语的小朋友那时一共六位，包括上面所说的三个孩子，还有樊军，我女儿张玄，还有我的外甥女姣姣。
就在这时，又有一个孩子加入了进来。他就是我上边提到的那个孩子—大江。
我从东北向河南迁移的时候，没有带他过来。不久，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大江病了，其病症是不爱吃饭，不爱说话，每天无精打采的，脾气还不好。接到这封信，我的诊断马上就出来了：他得了“精神无聊症”。什么叫“精神无聊症”？就是因为孩子无事可做，或没有他感兴趣的事情可做，而产生的精神倦怠的表现。
幼儿阶段是人的各种器官和神经网络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而器官和神经的发展需要有信息刺激，孩子获得信息刺激的过程就是他们看、听、触、体验、思考的过程。正是这些过程，可以促进他们的心理和精神成长。同时，正在建设和发展的器官和神经也需要自我表现，自我释放，而表现和释放会以求知欲、体验欲、活动欲、创造欲等方式来表达。所以，对幼儿来讲，必须时时刻刻有他们感兴趣的活动、感兴趣的经历、感兴趣的事物吸引他们，他们才能浑身通泰，欢畅无比。
这也是我们进行早期教育的必要性所在。孩子最苦恼的是什么？最苦恼的不是冷、热、疲劳，甚至在一定程度内的饥饿，最苦恼的是无聊。
成人们对孩子的这种心理需要与特点缺少认识。在他们眼中，孩子也应该像成人一样，规规矩矩地坐着，老老实实地听着。他们不停地给孩子下指令，提要求，但他们的指令和要求往往是从他们自身的愿望和需要发现，而不是从孩子的愿望和需要出发。于是孩子就不爱接受，孩子就用各种方式抵抗。我们成人就给孩子定了罪，说他们调皮，不听话，是捣乱分子，不懂规矩，不可救药等等。
看来，问题不在孩子，而在我们成人。如果我们成人放下架子，不自以为比孩子高明，起码是尊重孩子特有的心理需要和年龄特点，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惜我们中国的成人还不习惯这样。他们把指责孩子作为自己的权利，甚至是义务，还美其名曰：养不教，父之过。而实际上，这是制造孩子病态和畸形的渊薮。
我们身边的很多孩子都有类似的症状，都处在精神饥饿之中，患有“精神无聊症”。没看到孩子们不停地纠缠父母，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一会儿要买这个，一会儿要吃那个，或者哭闹不停，或者搞点破坏，原因就是他们正承受着精神无聊的折磨。
你看孩子们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在听故事的时候，在玩积木的时候，在玩水、玩沙、玩泥巴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投入和开心呢？因为这些活动满足了他们的体验、探究、发现、创造的需求。他们不再无聊，不再空虚，他们的器官和神经得到了很好的释放和表达。
那么，大江出现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当初在我们那个“小人国”里，大家每天生活得很充实，很快乐，孩子们一起读书，一起创编童话，一起饲养小动物，一起做游戏。他们的精神生活都很充实，很丰富。可这种生活突然间中断了，没有人再组织他们读书、创编童话和做游戏了，出现了一种严重的心理失衡，他感到无聊、空虚，每天不知道怎样打发自己的时间，也不再有新鲜的刺激让自己兴奋。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病态。
我分析得没错。当他来到河南，重新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之后，他的病态很快就消除了。
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又来了第三批学生，一个叫盼盼，一个叫闹闹，一个叫王月，还有一个名字我忘记了，就暂给他起个名字叫凡凡吧。
王月和凡凡知道是干什么来的，学习劲头还可以，另外两个就不行了。他们原来都是幼儿园的“调皮大王”，玩惯了，闹惯了，从来不知道学习为何物，也没有学习的欲望和渴求。而且，从眼神看得出来，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里，头脑中正在“意识流”，播放一个一个并不衔接的片段。
我认为，一个孩子外在注意力的强弱表现一定有他们大脑的物质基础、物质结构做依托，而这种结构和依托又与他们学习、生活方式和训练有关。如果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有训练注意力的价值，那么，在他们提高注意力的同时，也在改变他们大脑的结构。这样，内外互动，就可以产生理想的状态和结果。
这几个孩子，注意力涣散，他们的关注点很难在一个具体的事件和过程上停留，更难以在读书、思考这样的点上停留，而是无意识地跳跃。
这种情况不改变，将影响孩子的一生。首先，是当他们进入小学、中学之后，会成为一个不受老师欢迎的学生。他们根本不会有学习兴趣和习惯可言。当然，学习成绩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就我们目前常规教育的评价体系中，他们很自然地会被打入另册。
还有，注意力、观察力和与之连带的发现力、分析判断力，对一个人至关重要，它决定一个人将来会在哪个层次上生活，达到哪一种境界。像这样注意力十分涣散的孩子，做什么都不会投入，做什么都不会认真，那么，又如何发现、研究和创造呢？他们很容易成为非常浅薄的嬉皮士、小混混。所以，改变他们的状态，不仅是眼下帮助他们获得阅读能力的问题，而重要的是为他们的一生发展奠定基础。
现在，我的教学应该怎样做呢？怎样做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尽兴地发展和提高呢？想来想去，应该搞“复式教学”，给每一个孩子安排适当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让孩子们根据自己现有的水平和能力向前发展。这样才能因材施教，对症下药。
具体的方式是这样的：大江和我女儿张玄为一个层次，只要给他们布置任务就行了。我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阅读《世界百科全书》。
第二个层次就是我的外甥女、高阳、樊星、凯乐。这些孩子也基本获得了阅读能力。接下来的教学活动，我用的是“录音助读法”，我把所要学的内容先对着录音机读一遍，录下来。然后，让他们跟着录音机来学读。
第三个层次是王月和凡凡，我用当初教樊星、高阳、凯乐的方式对他们施教。
第四个层次就是那两个淘气包。为了解决他们注意力涣散的问题，我把他们放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他们读书只能站着，为什么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刺激，让他们的注意力只能向读物集中。而如果房间里有其他摆设，他们的注意力就很容易涣散，而且会不自觉地把那些摆设当成玩具。而站着读书，使孩子没有放松的机会，提醒他们赶紧完成任务，我感觉效果很好。
孩子分了这么多层次，我做什么呢？我就好像乐队里那个打架子鼓的，手脚齐上，必要时还要动用头和下巴。当然，精力分配得并不均衡，在我给张玄他们布置完任务之后，我可以让高阳他们先去写字，而利用这段时间，给凡凡和闹闹他们上课。回过头来，在他们对背下来的儿歌进行指读的时候，我再去检查其他孩子的学习状态和结果。
办法是想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每一次遇到困难和挑战也都是一次机会。这次的多层次教学就是我过去还没有经历的一个过程，它使我不仅有了切实可行的新方式、新办法，而且还创设了“录音助读法”，使“鹤立幼儿快速阅读法”又添新成果。
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任课老师问我一个问题：班上的孩子来得有早有晚，进度差距较大，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给他们出主意的时候，就往往发掘我这一段的经验。
很快，这些孩子就拥有了独立阅读能力，特别是高阳、樊星他们几位，成绩更佳。有一次，我带着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住地—第二胶片厂。有几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到他们家里做客，恰好几个孩子在一起，他们就来了个自发的阅读比赛，读的内容是《世界经典童话》，小学生毕竟训练得时间长，读得相对流畅一些。不过，如果比较识字量的话，我的学生们将更出色。
三、转移阵地
河南的冬天过得也快，春天说来就来了。
不过，这个时候，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我有一种直觉：这里不是办幼儿园的理想之地。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前一段时间不是还蛮有感觉吗？那是因为前几个月初来乍到，需要摸索，需要兑现给家长的承诺，需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还有很多未知数，感觉还不确定，认识还不深入，甚至还没来得及感觉和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感到困惑和迷惘。因为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孩子接受这种教育，而不仅是眼前这十几个。可是，要想增加孩子的数量，我们面临着很多困难，而且我认为有些困难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比如，这里离市区的路途太远，这是家长送孩子主要的障碍。你想，一般的家长都是“上班族”，而上班是有时间规定的，据我的经验，“上班族”早晨的时间都必须精打细算，包括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做饭，什么时间送孩子，还要保证不迟到，又不至于起得太早。
特别是南阳的家长，非常爱睡懒觉，他们往往把睡觉既当成休息又当成娱乐，也可能是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尤其是小麦经济背景下养成的习惯。谁让小麦那样地自觉，种在地上就知道生长，拔节，结实，根本不用费多少力气，然后就等着收割了。
在过去的年代，起来早也没用，那几亩地早就伺弄完了。既不会读书，也不会看报，还不能做生意，又缺少娱乐活动。种完了地，干完了活，还干什么？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睡觉了。睡觉不招灾，不惹祸，还可以节约粮食。
种麦子比较简单，省时省力，这是我从东北到河南来之后非常强烈的感受。我在东北下过乡，种过几个月的地，那才叫辛苦，那才需要起五更，爬半夜，玉米也好，高粱也好，都是比较费事的庄稼。我想，这大概也养成了东北人相对比较勤劳的习惯。
而偏偏是小麦，看不见怎么收拾它，怎么照看它，除了种就是割，快得很，也简单得很，到了春天，一个没留神，小麦都长起老高了，几天就抽穗了，几天就在那里等着收割了。
这让我常常画一个问号：河南人以这种植物为食多么好活，如果再挖几个窑洞住进去，吃和住就都解决了。可是我们的古代，为什么还总饿死人，还总让人活不下去？这是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现在话说回来，事物都有两面性：正因为小麦是个这么优秀的粮食品种，所以它也给种植它的人们带来了很多闲暇的时间。为了排遣无聊，消磨漫长的时间。于是，就睡觉吧，慢慢地就睡出了习惯，睡成了文化。一直到现在，时代已经变了，这个习惯还没来得及调整，或者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需要调整。
其实，一个地区的先进和落后，有时可以从一些日常现象推测出来。先进地区，往往节奏快，效率高，时间观念强，而落后地区恰恰相反。我进行过这样一个比较：在沈阳的时候，外国留学生骑自行车的速度最快，三下五除二就把我超了过去；而到南阳之后，我骑自行车可以三下五除二就把别人超过去。这好像能说明点问题。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证明让家长跑这么远来送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我们有车接送。但这话等于白说，因为那时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十万八千里呢。
不仅如此，这个地方属于郊区，乡土气息很浓，对家长没有吸引力。其实，我们也搞过尝试。我弟弟曾经带着孩子们到公园去表演读书，看的人问的人倒也有一些，但没人有实质性的行动真的把孩子送过来。而招当地的孩子呢，又受观念、意识所限，估计效果不会理想，这一点已经有事实证明。
头一年冬天，我记得是下第一场雪前后，也来了一个当地的小女孩，五岁多，名字叫丽丽，就住在我们幼儿园的前面。小姑娘穿得厚厚的，每天只在上下午到这里参加学习活动，而吃饭和睡觉时间还被妈妈接回去。这个小姑娘只来了一个月左右，就停学了。可能她妈妈认为学的意义不大，而这是几个月时间内，我们在当地吸纳进来的唯一一名幼儿。这说明，周围的人还不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认为，孩子这么小，正是满地跑的时候，正是撒尿玩泥的时候，自古以来都如此，上什么幼儿园，纯粹是白花钱，那钱来得那么容易吗—有时一个月怕也挣不到这几十块啊。
这还不算，这里的交通也非常不便，道路难行，特别是春天一解冻，道路开始翻浆，站在上面颤颤悠悠，像踩着弹簧床。即使家长想送孩子，甚至想开着汽车送孩子，也很难做到啊。
所以，除了第二胶片厂送过来那几个孩子之外，我们的生源就再也没有增加。我认为，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说明我们起码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是这个规模，只能是这个状态。
我想问题，愿意把事情推到尽头加以考虑，考虑到最好能达到什么程度，最坏又能达到什么程度。然后，根据这个最终的结果来采取对策或进行调整。那么，现在我把在这里办学的结果推到最好和最坏来看，我认为，最好好不到哪里去，原因我上面已分析了；而最坏呢，就是眼下的孩子也保不住。并且，这些孩子很快就要上小学了，以后会出现青黄不接的状态，那我们就只好关门了。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里继续做，等于慢性自杀。所以，我认为必须搬迁，搬到市区里面。
这时，我对办幼儿园场地的选择思路已经越来越清晰，我认为应该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周围的人口比较密集，这样按概率来说，入托的孩子也应该多一些。第二，周围的人们从观念、经济承受能力，应该达到、起码认可送孩子上幼儿园，而且能够负担得起。第三，大家有这种需求，比如说，家长没有长时间的照看孩子的可能。第四，交通比较便利，家长送孩子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是不占用太多的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弟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他坚持要留下来，而且说了一千条一万条理由，虽然他的理由并不能说服我。
这时我发现，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我的信息来源首先是直觉，然后再将这些直觉慢慢沉淀，理清头绪。而现在直觉是那样清晰地告诉我，在这里办幼儿园没有前途。但我也不想与他争论，因为他的思维方式是符合逻辑的，但他的逻辑前提是假设，从这个假设出发，后面的推断简直是无懈可击。而且，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又是那样不屈不挠。也许，我们应该分道扬镳了。
4月份，我们的想法渐渐都明朗起来。于是，我决定到市区另外开辟战场，而他仍然要在这里做“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从这个小小的集体中分到了一笔财产，五百元人民币，这就是我创业的资本。于是，我向下一个目标进发了。
说到创业资金仅仅五百元的问题，大家可能会画个问号：怎么如此之少？就算是眼下只分得了这么多，那么以前一点积蓄也没有吗？正让你说着了，我1982年初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现在也有八年时间了，可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无产者。我从东北到河南来，已变卖了我的全部家产，其实也就是像前文所说的，只有一辆自行车卖了一百元。（这让我想起赵本山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家用电器就只有手电筒。）
至于为什么混得这么穷困潦倒，这里没有时间细说。其实，说穷困我承认，潦倒倒不见得。因为，那几年我的精神转型和升华，是我现在和以后发展的基础。
好吧，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要带着这五百元去创业了。
我来到南阳市区内，寻找办幼儿园的场地。这方面是我的强项，我可以骑着自行车跑遍南阳的大街小巷。
在一个叫永安村的地方发现了这样一个场所：一个独院，二层小楼，有七八间房子，白色的墙壁，房前几棵浓绿的桐树。房东就住在隔壁另一处院子里，是一个说话风风火火的女人。她愿意以每月180元的价格，将这处院子租给我。
找到了场地，接着需要考虑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办幼儿园的设施；皇天在上，所谓的设施当时我只想到了桌子和椅子，其他的都没敢奢望。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就是生源。而这是目前我的一切。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巧我在路对面墙上发现了老大的一行白字“宝宝乐幼儿园”，于是我就顺藤摸瓜找了过去。我想，看看他们有没有桌椅往外卖，顺便了解一下南阳市区办幼儿园的情形。
你说巧不巧，这家幼儿园恰好停业了，有一些桌椅正好想处理。一看，有六张桌子，每张桌子都两米多长，是用纤维板做的面，已经凸凹不平了；还有二十多把塑料椅子，一共二百元钱；与我兜里的银子倒也相当，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家幼儿园与我租赁的场地相距不远，大概不到一公里，桌椅怎么运过去呢？肯定不能雇车，那要花钱；找人帮忙，谁也不认识。不过，这也难不住我，我就搬起一张桌子放到头顶上，像朝鲜族女人那样把它顶回我的幼儿园。走在路上，吸引了不少眼球，他们可能觉得怪怪的，也许觉得这个人在搞什么杂技表演。我才不管吸引眼球多少。其实，这是我的一大特点，想做的事，认为必须做的事，往往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我才能有更多的自由，减少很多实现自己目标的障碍。不然的话，老是想别人怎样看，别人怎样说，就会失去自我。到后来，也就不知道是给谁活了。
当然，这需要勇气。因为，有时眼球的力量也很大，它会给人的心理造成一种莫名的压力。念大学的时候，好多女生都想穿裙子，可是我们堂堂的大学校园，居然没有一个人破这个例。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本来身材也不错，爱美之心也很强，可左顾右盼没有先驱者，自己就只好默默地忍受。为什么？不敢第一个吃螃蟹，不敢第一个接受眼球的挑战。后来，还是我打破了这个僵局，成为我们校园内第一个穿裙子的女性。这之后，校园便花枝招展起来。我的那个朋友也成了其中的一朵。
不好意思，又得批评中国文化。一个是眼球文化，一个是逃避眼球的文化。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你说，人家做点什么，就算是跟你不一样，可他没招你，没惹你，你干吗老拿眼球扔人家呢？中国人爱多管闲事，可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管起来没完。什么是该管的？真理啊，正义啊，公德啊，这时候人往往躲得远远的，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原则。到不该管的时候，比如人家吃了什么，穿了什么，找了什么样的对象，嫁了什么样的男人，婆媳关系如何，夫妻是否反目……管起来可自觉，可投入，总是时不时地把眼球飞过去，而且是白的。
而与之相对的，是对这飞过来的眼球战战兢兢，避之唯恐不及，绝对不敢找几个当泡踩，并因此，该做的不敢做了，该想的不敢想了。我想，这又是中国人的一大悲哀。
你要来点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你就得与这眼球较量。看我的，我来来回回顶着桌子走了六趟，完成了我的运输工作。同时，也消耗了眼球们的很多能量。
眼球倒是没有伤害到我，不过我在太阳照射下真有点吃不消。虽然才是5月份，可那一段时间太阳格外卖力气，火辣辣的，有一种炙烤的感觉，尤其是我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没有跟南阳的太阳打过交道，所以它格外的不客气。晒得我冒的简直不是汗，好像是油。晒就晒吧，我还是很开心。因为，桌椅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晚上，我就睡在这些桌子上，开始翻来覆去想招生的问题。怎样让人相信我，怎么让人知道这里有一所幼儿园，怎么让家长把孩子送过来？我的幼儿园的吸引力在哪里，定位在哪里？当时真是一点把握也没有。虽然来了几个月，但一直是封闭在西郊，偏僻的农村里，躲进小楼成一统，对南阳市还有很强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心里空落落的。
万一我招不来学生，没有一个家长买我的账，我该怎么办？我想到了去做家庭教师，也想到了去卖大碗茶。不管怎么样，这点底气还是有的。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太，靠卖大碗茶也能生存，何况我，堂堂的张鹤立呢？
有一个念头，在我的头脑中闪了一下，那就是乞讨。但这个想法马上就被我否定了，我相信自己的生存能力，还不至于那么惨。我相信自己，会在所处的环境中，很快地发现生存缝隙。从这缝隙钻进去，慢慢扩大战果，进而海阔天空。前面已经说过了，我有一个习惯，有时愿意把事情推到极端去考虑—最坏会达到什么程度，如果最坏的结果你也能够接受，那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躺在硬邦邦的桌子上，感到凉意十足，这种又凉又爽的感觉，也使我的头脑很活跃。于是一个灵感产生了，我想到去打一则广告，广告词我都想好了：百日突破阅读关，识字一千到三千，先教育后收费。这是广告的核心，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字我已经记不得了。
我想用百日突破阅读关，来吸引家长的眼球（这种眼球跟我搬桌子时的不一样），激发他们的好奇心，用先教育后收费来打消他们的顾虑。
想到这里，我有几分宽慰，好像找到了突破口。我感到按照推理应该是可行的。不过谁知道呢，凡是没有变成实现的，毕竟都是未知数。而且，打这种广告，不知要花多少钱，我兜里只有一百多元人民币，不知够不够。好吧，现在这是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先试一试再说。万一不成，再想别的办法。反正天无绝人之路……
想到这里，我从床上爬起来，把房门查看了一下，看看是否关得严实。因为，这时我才意识到在这空荡荡的院子里，只住着我一个人。
四、艰难起飞
我把广告写好揣在怀里，找到当时南阳的一家媒体《声屏周报》。也不知是我运气好，还是冥冥中有人相助，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编辑，他的名字叫陈亮，听我说明了情况，表达了愿望，他居然同意五十元钱帮我登这则广告。就算是当时媒体广告市价比较低，但收个二三百，怕也不算多吧，而我当时口袋里只有区区一百二十元，不知道他的眼睛是否有X光的功能，看透了我囊中羞涩，有意帮衬，还是我的精神、勇气和所承诺的效果，打动了他。不管怎么说，我从心里深深地感激他，因为他对我的帮助和同情，丝毫没有功利的目的。
这些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不仅使我能够渡过难关，而且让我至今对人性没有完全绝望，那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那种古道热肠，是人性中最美丽的花朵。
至今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假如那时我遇到的不是陈亮，而是另外一个人，而他的态度恰好与陈亮相反，他固执、褊狭或者眼里只认钱，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官僚和缺德的医生那样，把我拒之门外，或者向我索取的广告费远远超出我所能支付的限度，那我该怎么办？是不是鹤立教育发展的历程就需要改写。我的广告登不出来，我就不能如期地开学，我将很快一文不名，那我下一步的路到底怎么走？
虽然，后来我与陈亮没有太多的接触，但他此时此刻传递给我的人间温暖，将让我一生一世都不能忘怀。
这边广告的事情一落实，我在那边马上打扫卫生，布置教室，准备黑板、粉笔等用品。
但当时，我还非常忐忑，不知未来将给我一个什么结果，不知道家长是否能看到这则广告，不知他们看到后做何反应，紧张和沉重，一直伴随着我。
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办事儿回来，一拐进路口，突然看到门前有几个人，或站或蹲，不知何意。我先是一怔，随即明白了，这是家长，他们是看了我的广告找上门来的。告诉大家吧，我那时差点没有晕过去，什么叫欣喜若狂，什么是大喜过望，那时我都体验到了。多少天的压力，多少天的不安，多少天的紧张和担心，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比失散的亲人久别重逢，比冤假错案得到昭雪还要高兴。
你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广告发生了效应，意味着我的生存有了保障，意味着我的发展有了前提，意味着我的追求和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虽然，此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这起码是个最好的征兆和根本性的转折。
我的工作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不断地接待家长和咨询答疑。这时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而且这所场地说起来是幼儿园，却一个孩子还没有，人家凭什么信任你呢？再说，你承诺的那么离谱、那么超前，与一般的常理不相吻合，人家为什么不提个问号呢？
“孩子学的那么多，会不会使着，脑袋会不会累坏？”几乎每个家长都要提到这个问题。当然不仅是这个，问题多到数都数不过来，平均每个家长不问上一个小时，是不能告一段落的，还有的家长顾虑更多，提出要看我的身份证，当时我笑了笑：“你是不是怕我把你的孩子拐走了？”他也笑了，默认了。
拐走别人的孩子，我可既没那份闲心，也没有那种能力。当时的我，自己的孩子还无暇照顾，再加上别人的孩子，岂不是自找麻烦。
我说的是事实。那时，我新找的场地还没有就绪，我还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几乎是朝不保夕。所以，我把女儿张玄留在了她舅舅那里，暂时还没有带过来。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个时候，樊军被他的父母接了回去，说是需要做心脏手术，也不一定再送回来，也许是他所达到的程度已经满足了父母的要求，该告一段落了；也许是他们觉得我和弟弟以后的幼儿园情况，已不太适合樊军。是的，就我眼前这种状况，想要全力以赴地教他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假如，我专门做一个特殊学校或办那种特殊幼儿班，就又另当别论了。我承认，办那种班，那种学校也很有意义，但此时不是我的理想。
现在，我的工作已变得比较简单，主要是把咨询的家长变成入托幼儿的家长。为此，我也稳定了下来，每天必须从早到晚坐在院子里，因为不能保证家长什么时候敲开我的门。
为了打消家长的疑虑，我把女儿接了过来。这样，一旦家长来了解咨询，我就让我的女儿现身说法，给家长读《三国演义》，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小张玄的聪慧、机智让家长们大开眼界，而由于张玄的出现也增加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可信度，终于有23个孩子相继报了名，并且每个人交了20元的伙食费。
这也算是首战告捷吧。我怀揣着四百多元钱，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大款，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事后总有人爱给我提这样一个问题：“张老师，你大学毕业，工作那么稳定，也让人羡慕，为什么要辞职？”他们甚至怀疑我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是出了什么变故，使我在当地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才胡打乱撞地来到这里，放着好好的高中、电大老师不当，来办什么幼儿园，来当什么孩子王，纯粹是吃错药了。
他们问我：您当初决定辞职，走独立办学道路，这个决心是不是很不好下，是不是克服了老大的心理障碍。其实，我想告诉他们的是，我一点儿心理障碍也没有，我觉得特别顺理成章，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因为我从来没把做高中老师、电大老师这种身份，或稳定的工作看得那么值钱。
我不是不爱教师工作，不是不爱教育这一行。其实，凭心而论，我倒认为教育是我终身的选择，我会在这项工作中找到真正的自我。而且，我还觉得自己是天生做教师的料，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能体验到巨大的快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受到学生对我的拥戴和挚爱。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起初还没有这种感觉。那时，我还一直做着诗人梦、作家梦。可是，当即将毕业，进入高中实习的时候，我的人生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是在我的第一节课上，我走上讲台，同学们全体起立，说：老师好！青春的脸庞，期待的眼神，信任的目光使我不能自已，我感觉就在那一刻，我找到了自己的角色，我必须把我的全部献给他们。我感觉他们的前途、命运，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和我、和我们所有做老师的都有那么紧密的联系。
后来，我如愿以偿，做了高中教师。但这时我才发现，做常规教育中的一分子，所能产生的作用非常有限。你的舞台太小了，你所能改变的太少了。作为语文老师的我，每个学期一本薄薄的教材，就算你花样翻新，就算你有三头六臂，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是的，还可以加上你当班主任产生的作用，可是学校的整体环境、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已经有一套既成的模式，这模式使你好像戴上紧箍咒的孙悟空，戴着锁链跳舞的囚徒，施展的空间非常有限。
所以，我越来越明白了，要想真的改革教育，按自己的意愿和对教育的理解来从事教育，就应该独立办学。
后来，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我无意识地完成了我前期摸索的过程，更坚定了我独立办学的决心。所以，此时办幼儿园，当孩子王，就是一种必然。即使我不在这里、不在此时开展这项工作，但换了彼时彼地，我也必然要接受这个使命。
一般人们会觉得稳定的工作很宝贵，做高中、电大老师比做幼儿园老师更让人羡慕，“铁饭碗”很难得，何况大学毕业生的饭碗是镶了金边的。但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并不觉得“铁饭碗”有可贵可羡之处。我倒觉得，它往往是一种枷锁，会限制你的精神和行动自由。特别是，当这项稳定的工作不是你的兴趣、爱好和使命所在时，那它就成了你对自身生命的消耗，而且是无谓的消耗。
我的所想所做很特别，很个性，很超乎常规，超乎常理，自然会让人觉得怪怪的，不好理解。所以，人家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担心也就很正常了。
而正因为我把办幼儿园或独立办学看成了我的使命，看成了我展现生命价值的必然途径，所以我才有这么高的激情，愿意做任何付出。
伊索寓言中，有一篇讲的是两个寡妇和一个男士。男士和这两个寡妇接触，准备选择一个做他的妻子，这两个寡妇一个年纪比较大，头上已有斑斑白发，另外一个很年轻，乌发满头。那个年纪轻的，非常执著地拔这位男士的白发，而那位年纪大的，却坚持不懈地拔他的黑发。结果，这位男士就变成了一个秃头。
这个故事揭示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想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造他人、改造世界。勿庸讳言，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非常固执的一个。我想改造的就是中国教育，改善儿童和青少年的生存状况，能从事这样的活动，本身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让我获得最大的满足，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由此我也想到，人们为什么患得患失、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其实他们权衡的主要是利益，孰多孰少，孰轻孰重，所以才下不了决心，拿不定主意，而一旦他们为自己的心灵所召唤所指引，这种权衡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我后来在办学过程中，历尽艰难坎坷，能一直坚持下来，其原因也主要在这里。
我们看西方人物故事，经常发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是那么的忘我，是那么的痴迷，比如像法布尔对待昆虫，像门捷列夫对待化学元素，我认为都是由于这种工作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能够与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合二为一，能够与他们内在的生命节律形成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