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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一笑 我的教育实践与思考(连载十四)

发布日期:2015-10-24  来源:默认

作者:张鹤立

(照片说明:张鹤立女士于2015年出资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办了一场为中国残病儿童进行募捐的大型文艺演出。张鹤立在演出现场朗诵了她自己创作的诗歌《一个教师的自白》)

 

十六、争分夺秒

桌椅、童床摆了进去,下一步工作应该是打扫卫生、布置环境了。而布置环境,因为缺少条件,还不太可能。不过卫生总是要打扫的,不然,砖头瓦砾、荒草狐坡的样子,再加上建筑物内灰尘罗网,还有那些“化石”,怎么让小朋友的家长接受这个幼儿园呢!

这么大的空间,如果只靠我们两个,要干到何年何月。再说,下一步开学,肯定更需要人手。所以,我决定回南阳“搬兵”。

搬兵的工作可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我遇到的阻力着实不小。这些阻力大多都来自观念、意识、习惯、心态,让我们拣几个最重要因素跟大家说说吧。

第一,乡土观念。南阳人奉行的信条是:“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茅屋”、“父母在,不远游”、“在家千般好,出门事事难”。总而言之,觉得离开南阳到郑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让人紧张,让人有不安全感,甚至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恐惧。

也是,那时在南阳人的心目中,郑州非常遥远,而实际上的车程也的确不短,要晃晃悠悠的走上十多个小时。虽然郑州是省会城市,但我想,当时大多数南阳人,可能一辈子也去不了一趟郑州。也许人们对陌生的事物,自然就会萌生出一种莫名的紧张与恐惧,觉得那里不知道藏着什么危险。在那里,缺少熟悉的面孔,也缺少亲情的关爱。而在南阳就不同了,路都走熟了,人也认识了,总会有亲戚朋友可以依托和借助。起码是心理上的。当然,这些都是说得出来的理由,而有些观念和习惯,是不需要说的,只有感觉就够了。在感觉中,南阳是可亲的,可爱的,而郑州则是遥远的,可怕的。

其实这种观念和意识,也是国人、特别是内地人固有的心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把大家牢牢地拴在自己那几亩地上,生活在自闭的环境中,稳定是一种常态。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还制定了各种法律、规则,加强这种稳定,将人们束缚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越是与外面隔绝,就越发关注自己那狭小的天地。这一点就像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一样,他们往往形成一种与外界绝缘的心理屏障,拒绝与别人交流,拒绝接受外来的信息。

而一个人要长大,必须通过吸纳、整合外来的信息,打破固有的心理平衡,建立信息整合后的新的平衡;然后再打破、再建立;在不平衡到平衡的循环过程中,实现发展的目的。若以此来分析那些自闭的人们、自闭的企业,甚至一个自闭的民族和国家,会看到他们是很难再有所发展、再有所提高的。

不过,此时此刻,南阳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仍倾向于一种近似于自闭的生活。

第二,血缘观念。南阳人的亲情意识很浓,父母兄弟往往比较和睦,也乐于互助。我想,即便在今天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称道的品质。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优良的品质却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你想呀,这种人际关系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小农经济。那时的生产单位是一家一户,家庭成员和谐共处,共同劳动,共同付出,共同享受家庭的创造,这是一幅田园牧歌般的情景。但时代不同了,这种血缘亲情便显示了它落后的一面,彼此之间的过分依重和感情上的难以割舍,使他们不愿迈出开拓发展的步伐。因为那将意味着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兄弟,要独自一人闯天下,这对他们是不好接受的。有重重心理顾虑,需要经历精神断奶的苦痛,需要承受孤单无助的折磨。而他们的父母兄弟也将品尝心理失衡的滋味。他们习惯了每天都看到自己的亲人,感受到他在这个家庭中的存在。而现在,他不能每天都出现了,心里像少了点什么,生活中像缺了点什么。包括现在,有些孩子出门读书或工作,母女二人还时常在电话中相对而泣。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总是希望离得近一点。

我们的家长,喜欢千叮咛万嘱咐:念完书一定回来,工资拿得少一点不要紧,只要离家近就行。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观念却是限制人发展和提高的又一严重屏障。很显然,大家所处的环境比较贫穷、落后、闭塞,这些都会严重制约年轻人的发展,而利于发展的空间往往在离开父母亲人的那一片天地。因此,可以这样说,不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这种天伦之乐,就将放弃发展。此时,父母们往往无意识地表现出一种自私。其实,多数情况下已不是子女离不开父母,而是父母更离不开子女。子女离开的断奶之痛可以渐渐消解,因为新的生活会给他们带来刺激和快乐,而父母们则不然,因为他们的生活总是在旧轨道、老模式中徘徊,缺少新的内容,新的信息。所以,他们只有靠对子女的思念和关注,来填补他们精神的空虚。

第三,求职观念。那时,人们对职业的选择,首先是一个“公”字,公家的单位是“铁饭碗”,终生有靠。这特别符合中国人求安求稳的心理模式,平平安安,没有大的风险,没有大的起落,拿固定的工资,走固定的路线,按照“工作赚钱、娶妻生子”的模式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理想和追求。而这种理想和追求,在公家单位最容易实现;或者大家依据过去的经验,认为最容易实现。

而私立的就不同了,谁知道哪阵子破产、垮台!稍有历史经验的人还会给你上一课:从土改开始,到工商业的改造,再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都是冲着“私”字来的吗?所以,对私立单位最好还是绕着点走,中国人是凭经验生活的,缺少理性和逻辑判断。而经验让大家得出的结论又的确如此。几十年来,作为“公家人”会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优待,而作为“私家人”却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屈辱和伤害,所以,但得有机会,一定不遗余力戴上一顶“公家”的“帽子”,穿上一件“公家”的“衣服”,这样就有了“保护伞”,就有了“铁饭碗”。

的确,我们有时候是需要靠经验生活的,但仅仅如此却不够。经验只代表历史,只说明过去,当环境依旧、生活依旧的时候,这些经验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当环境和生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后,单靠经验和历史惯性就会陷入误区,甚至是灾难性的误区。这就好比那些候鸟,它们也是靠经验和习惯来生活的,每年用同样的方式,走同样的路线,迁徙到同样的地方。它们没有意识到环境变了,老模式已经行不通了。这个变化主要是人类的出现和人类生存能力的极大提高。但候鸟却意识不到,因此只能不断地重复悲剧。人类可以根据候鸟的习性把它们一网打尽。很多人,偏偏步候鸟的后尘,进入别人撒下的天罗地网中。但没有办法,我们能去告诉候鸟,这样飞不合适吗?不,这是徒劳。它不会听从,甚至还以为你别有用心,它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路线和方式。因为这一切已经成了它的本能,它没有打破这种本能的能力。所以,它只能为情势所控制。而当时的很多国人大都如此。

如果依靠逻辑和理性当然就不一样了,可以进行分析判断,发现事物的变化势在必然。而人的生存方式也应该随之改变,包括人的前途命运、生存空间的选择,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等。要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发现其间的逻辑必然。可惜……所以,大家总是上当受骗,总是云里雾里就不难理解了。

即使那堂而皇之的“铁饭碗”实际上并不真“铁”,但也在所不惜。这也给有些人或部门创造了聚敛钱财的好机会:到我这儿来工作吧,但要先交2万、3万、5万,甚至更多;然后每个月200元工资,慢慢拿吧,充其量是把自己的存款一点点取了回去,而取不回去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大。还有的放假、待岗,一放一待就是两年三年。即使这样,人们还是趋之若鹜。

当“铁饭碗”实在捧不到,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私立单位时,大家也是抱着找块跳板,或者以“勉从虎穴暂栖身”的心态,随时听候“铁饭碗”的调遣、公立单位的召唤。

在这种环境下,其首选还是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比较强大,或者给人的感觉比较强大,招牌也亮,可以满足人的虚荣心—不是有句古话“宰相家奴七品官”吗?在这样的企业工作,也有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感觉,身价不一样,比起在那些小门小户的私立单位工作要展扬得多,走起路来腰板直得多,说起话来底气足得多,自然也可以多一些可炫耀的资本了。

还是习惯于依靠,甚至是依赖。小的时候依赖父母,上学时依赖老师,结婚之后依赖丈夫,而谋生要依赖一个企业,一个单位。这也好比找婆家,要找一个财大气粗的才行,不仅衣食有靠,而且也往往让人羡慕。

我们虽然也忝列私立单位之中,但门脸太矮,规模太小。所以,不是人们的理想选择。至于你提到前景、未来,对不起,大家还没有看到,那需要有前瞻意识,有预测能力,而习惯于依靠经验生活的人们,往往最缺的就是这种能力。

南阳人的这种心态,这种观念意识,使我的招兵买马工作很难进行。不仅如此,它还是后来教师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最初与我一起创业的姑娘们,后来绝大多数都另找了栖身之地。

好了,分析了这么多,我到底是否招到兵、买到马了呢?我千说服万动员,再加上承诺、保证,总算凑起了七八个人。虽然不能说是什么精英团队,但多个蛤蟆多四两力,这已经很不错了。

按说,此时已经是10月份,如果想尽早开学的话,就需要抓紧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你想,房东给了几个月的免租期,多宝贵啊!耽误一天,就等于多付出好多代价;耽误一个月呢,那就是2000元。那时的2000元对我们来讲,能解决多少问题啊。不仅如此,我心里还打着一个如意算盘:在春节以前,能够让教学出效果,这样的话,年后就可以用事实说话,推动招生了。假如孩子们都能达到博览群书的水平,我想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四五岁的孩子,所用的时间不足三个月,这个效果已经大大超过了小学生语文课的学习效率。据我了解,小学生一个学期才学一百四五十个汉字,到了三年级才形成阅读能力,而我们的效率提高了十倍。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就想依靠这个结果扩大我们的影响,取信于社会,从而立稳脚跟,取得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要想提高工作效率,没有别的,第一条,得大家拼命干。一共不到10个人,那么大的空间,还有好多体力活,不拼命行吗?

可是,让大家拼命得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理解我们目前所处的境遇,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我们的前景,我们的未来,包括我的很多打算和设想。我相信如果把这些讲透,大家会焕发激情,会不辞劳苦,会和我一起拼命。但那时,我偏偏有一种错误判断,总觉得我理解到的,别人也应该理解,我认识到的,别人也应该认识;我心里怎样想的,别人也应该这样想。而实际上不是,女孩们是很能干,但她们毕竟是属于思考力弱于执行力的一群,需要领导、需要动员、需要鼓励、需要号召、需要组织和安排。不然的话,她们并不能了解我的感受、我的压力,也包括我的愿望和追求。这时需要我与她们沟通交流,可我偏偏忽略了这一点。

于是,大家的工作都很不在状态,一天该吃吃、该睡睡,就是不出活儿。有时8点钟了,叫她们起床,还要磨蹭一会儿,说“才8点呀”。面对我们幼儿园前途未卜、生死不明的现状,都像没事儿人似的,干活慢慢悠悠,说说笑笑,别说修整操场,单说建筑物里的灰尘、垃圾,一星期了还没有解决。

这种节奏和效率如何是好,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教室和操场整出个模样,才能招生开学呢。现在,真应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那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幼儿园的发展筹码。不过,我还是没有想到要赶紧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个必要的动员会,而只是在心里着急上火,还有不满和抱怨。不满这些女孩怎么这么被动,怎么这么不讲效率,怎么这么不懂时间的宝贵,怎么这么不为幼儿园的前途和发展着想!

那时,我的心里火苗乱窜,简直快把房子烧着了。

现在想起来,问题就在我身上。几千年前周朝迁都和武王伐纣的时候,都要提前做个像模像样的动员呢,前因后果、利害轻重说的那么明白和透彻。我是一个现代人,咋就不知道向古人学学呢。难怪人际交往与沟通的能力越来越被重视。时代不同了,过去是一家一户,而且所从事的劳动往往是机械重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缺少分工,缺少新意,大家依靠习惯,依靠非常简单的技术,就可以解决了,沟通的必要性并不迫切。而现在,面对的事物越来越复杂,新的事物、新的局面层出不穷,不沟通怎么能统一步调,怎么能达成共识呢?怎么能够万众一心,拧成一股绳呢?不过,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的,而当时,我心灵的这扇窗子还没有打开。

我总好批评别人“小农意识”,其实我是中国人,在“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中浸泡着,长了这么大,骨子里、血液里也不可能没有“小农意识”的病毒,而缺少交流、沟通的能力正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刚才说到,周朝人就懂得动员号召,但偏偏后来这种交流沟通的方式越来越少,渐渐为命令、旨意所代替,只有上面对下面的要求、管理、强制、规范,甚至是专制,而没有商量,没有互动,渐渐也就无所谓交流,无所谓沟通。封建专制延续的时间越长,这种现象就越明显,终于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习惯交流、沟通了。

其实,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从古到今,设置很多障碍,让上下彼此间不能沟通:做父亲的不让儿子说话;做老师的不让学生说话;做君主的不让臣子说话;做丈夫的不让妻子说话。“老子天下第一,”你就得听我的,没有讨论,缺少研究,不讲说服,不听意见。就像贾宝玉的老爹贾政那样,儿子还没张嘴,就把眼睛瞪得老大,不由人家辩解,就将人家打个半死。而这种情况却很有普遍性,还美其名曰:棒棍底下出孝子。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风气,一种习惯,一种集体无意识了。想说的,不能说,不敢说,后来也就变成了不爱说,不会说,不习惯说。可是不说出来不等于心里没有,在心里翻江倒海,汹涌澎湃,慢慢积聚成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又往往以破坏性的方式发泄出来。

你看,旧时候的儿媳妇,当面不敢对婆婆说三道四,却心里不服,怎么办呢?她可以在背后说呀,可以和别人说啊,于是,就造就了那么多的长舌妇,而且隔膜越来越厚,敌意越来越强。你看,古时候那些农民起义,离不开烧杀抢掠,为什么?也是仇恨积蓄得太久了,一旦释放就像火山爆发。假如老百姓早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我想这种对立可能会有所缓解。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德龄公主》,边看边想:是不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矛盾,之所以越来越激化,最后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也是交流沟通不畅有关呢?

不错,两个人从年龄、阅历、性格、爱好、性别、出身以及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区别,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之处,而且非常根本,那就是他们都希望大清的江山永固,万世罔替。假如他们有过充分的沟通、交流与讨论,难道就一定不能达成共识吗?或者是彼此互相影响,难道就不可能有或多或少的改变吗?的确,慈禧相对保守,而光绪比较激进,但他们彼此的靠拢和折中,是不是一条可行的路呢?我们说保守不好,但激进就一定好吗?光绪确实拥有用急风暴雨式的剧烈手段完成中国变革的能力吗?

说起慈禧,过去我们习惯把她妖魔化,如何反动,如何顽固等等。但是,作为历史中的具体人物,尤其是像她这样的特殊人物,同样需要我们加以客观的审视。在《走向共和》这部历史剧中,我们可以发现事情也并非那样的绝对。如果和当时中国的守旧势力比较起来,慈禧还是相当开放的:兴女学,废科举,办新军,开工厂,哪一项离得开她的支持和首肯。她喜欢照相,还喜欢骑自行车,要知道:当时她已经70岁了。这不恰好说明她和中国绝大多数的老妇人比起来,对新事物还有相当强的接受能力吗?而且,她也会哭,也会笑,还会讲笑话。讲笑话的时候,她笑得前仰后合,甚至流出了眼泪。那时你感觉她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她赏罚分明,意志坚强,在忍受巨大孤独和痛苦的情况下,还支撑着自己。我想这都足以说明,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把她和光绪都塑造成了不善交流的人。她的专制、霸道和手中的权力,也养成了她的性格、心理与行为方式。其中,就包括彼此不能沟通。她是母亲,而且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母亲,她的文化心理就要求儿子必须尊重她的意见,听从她的指挥,特别是当她对这个儿子的行为不理解、不认可的时候,她就更不允许对方表达和采取相应的行为。而对方呢,也在心理上认可这种传统,所以只将对立情绪在心中积聚。假如这母子二人能像朋友一样倾心交流,我想,就算不能达到共识,那么矛盾是不是会大大缓解?中国的历史会不会因此而改写呢?

当然,将慈禧与光绪作为沟通与交流的案例进行分析实在是特殊了些。而生活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很多问题就出在不能沟通,不敢沟通,不善沟通上。不信大家留心一下身边,定会发现类似的情况。

可见交流和沟通是何等的重要。但那时,我还没有学会,我还没有从不擅于沟通的习惯和本能中解脱出来。那么,我的工作受到影响,又能找谁去说呢?只能找自己算账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到了10月末,我想不能再等了,得开学了,不然年前的时间就会白白地流逝,向家长、社会展示效果的愿望也势必要落空,所以我决定发招生广告,11月1日开学。

一说开学,大家比较兴奋,发广告也比较积极。不知道为什么,那年郑州特别冷,才10月末,就让人感到一股股凉气。骑自行车发广告,回来的时候脚都冻麻了,还是我们那位小陈老师,您猜怎么着,穿着一只鞋回来了,因为另外一只从脚上掉下去,又麻又冷的脚居然没感觉。也不知怎么回事,小陈老师的鞋子总是和她的脚过不去。

一方面由于天冷,另外一方面由于周围的人气不旺,再加上我们幼儿园简陋不堪的外观,还有我们初来乍到,尚未取信于人,所以到开学的那一天,只来了三十几个孩子。

这三十几个孩子可是我们的火种啊,一定要把他们教好,教出成绩来,教出效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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