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海清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知青”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已经过去，重新提起好像没有多大意义。我虽不曾为“知青”，可作为“知青”时代走过来的人，对“知青”的事儿还算略知一二，应该在此缀文给后人留下点儿什么。
闲暇无事，翻阅已经发黄的报纸，有关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报道历历在目。
现在已没有“知青”这一提法，但青年人的知识水平却大大高于有“知青”称谓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什么专科、本科、硕士生、博士生，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停课、停招，初高中毕业生即被称之为知识青年。广义地说，知识青年人群包含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农村青年因为家在农村，初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了，没有什么“知识青年”之说法。“知青”下乡倒是城市青年的专利。城市青年又分为下过乡的和没有下过乡的，只有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下乡插队，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诚心实意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才真正算得上“知青”。下乡“知青”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被人们尊称为“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人”，所有阶层的人对“知青”都会高看一眼、厚爱一分。
当时，“知青”下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到大一点的农场，集体吃住，集体劳动，过集体生活。像汝南县的赵瓦房农场，当时就接纳了好几批来自郑州市、驻马店市和汝南县城的数百名“知青”。落户农场的“知青”条件算好一点，吃住有农场和国家供给，生活有保障。另一种是在名副其实的农村（生产队）设“知青”点，有县“知青”办出钱建房，供给粮食，“知青”就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划给的自留地里种点蔬菜，自己养活自己。汝南县和孝公社大郭庄“知青”点、小田庄“知青”点的情况就是如此。
现在说起来，一笑了之。回想起来，下乡“知青”的生活挺不易，还是很艰苦的。十五六岁的孩子离开城市舒适的生活环境，离开父母亲人，奔赴农村或边疆，只身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完全不同的生活。开头的时候好多人不习惯，生活不能自理，做的饭熟一顿生一顿的，吃不饱、闹肚子是常有的事儿。特别是生病时想家时的情景，着实让人心疼。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知青”下乡也不例外。一方面，下乡“知青”远离父母、远离城市到农村去，荒废了学业，在艰苦的环境中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从另一角度讲，上山下乡也使他们更早地投身社会，受到了磨炼，增长了才干，体验了民间的疾苦。由于有了这段特殊的经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社会的精英，在政界、商界及学术、文化、艺术界大展宏图。
人生的道路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因素，也隐藏着很难料定的结果。大迁徙、大返城使得这一代人的生活具有了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反差。有幸赶上七七、七八两届大学恢复高考班车的“知青”，后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在不少领域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而大多数没能考上大学的下乡“知青”被企业（集体或国有）招工回城，从此沉淀在社会的底层，再次赶上社会的“考验”，忍受着改革的阵痛。同代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些颇有讽刺意味的戏言：求学深造时赶上“下乡”，已婚生育时赶上“一孩化”，中年创业时赶上“下岗”，老年退休时没了“工厂”（一部分人）。
“知青”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年的知识青年现在都已成两鬓斑白的花甲老人，走在大街上，谁也认不出哪一位是当年的“知青”。总结历史，他们中无论是浮出水面创业有成的幸运者，还是机遇不佳永远沉默的大多数人，在努力拼搏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在推进时代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改变着国家的命运。人们有理由向他们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