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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印尼老归人侨讲述酸甜人生

发布日期:2023-02-04 11:14:35

李美云,女,印尼归侨,现年83岁,退休前任职于三钢动力厂。

我的童年过得很安逸,也非常丰富多彩。童年的经历非常有意思,现在想想觉得很幼稚,也感到很有趣,虽然时间久了些,但总是时常闯进我脑海……

无忧无虑的童年

我父亲是福建莆田人,我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印尼人。父亲出国前已经在家乡成家并生有一子,后来为生活所迫而到南洋谋生。父亲刚刚到印尼时,四处打零工度日。几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帅气的父亲与漂亮的母亲相识,两人一见如故,顿生倾慕之心,不久便双双坠入爱河。1930年,他们的爱情结晶——我来到这个世界。

在幼小的记忆里,我的家就在印尼牙聿县城中心地段,县城非常大,也非常繁华。我清楚记得我家前面是一座大型的影剧院,里面有1000多个座位,分3个等级价位,一等座价位最高,里面的设备最齐全,夏天时还配有电风扇;三等座最便宜,几乎都是在靠银幕的位置。那时我经常一吃完晚饭,就一个人偷偷钻进影剧院去看电影。那时,我家境还算富裕,家里有两个佣人,一个专门负责我们一家人的饮食,一个负责家里的卫生。所以,我的童年生活没有任何章法,就像一棵树苗,无拘无束地任意生长。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受了多方面的感受,这种感受也就是人生旅途中的前奏曲,酸甜苦辣也全都聚齐。

难忘农场抓虫儿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在乡下承包经营着一个农场。农场离家有10多里路,农场的面积非常宽广,那里种植了好多农作物,但是大部分都是马铃薯,父亲雇了十几个工人在那里劳作。父亲几乎吃住在农场里,一个月没回家来几趟,即使回来也待不上多长时间,不过每次父亲回家,我都要到很远处去迎接他,扒着父亲的自行车回家,把父亲的车兜、背包兜掏个干净,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虽然经常什么也没有找到,但每次还是翻了个遍。

记得那时,父亲偶尔也会带我到农场去,在农场最大的乐趣就是捉昆虫。白天,不顾太阳的毒辣,爬上树捉鸣蝉。在捕蝉的时候,我常会遇见一种叫不出名的昆虫,这种昆虫的体型比蝉小一些,与牛虻差不多大小,它停在树枝上,会发出优美的鸣声,听到如此动听的“乐曲”,我就产生了抓住它的欲望。但这种昆虫极其难以捕捉,它像故意逗我似的,远远看去,它立定不动,待我人一趋近,它就缓缓向上爬去,等我再凑近它时,它就倏地振翅而飞了,好像我伸手的速度始终都比它慢半拍。

向往祖国的“过年”

我8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学了,上的是荷兰教会学校,学校离家很近,大约有两三百米远,说学校其实就是几间教堂,我的老师几乎全是神父或者修女,学的是荷兰语。我们这一个班级约有30多名学生,每天上午就上两节课。说是上学,其实大部分时间是玩,已不记得都学了哪些内容。

我除了正常的上学外,其余的时间不是去打羽毛球就是去打篮球。小孩子们在打羽毛球或者篮球时也经常吵架和打架,我常常因为“大小姐”的形象受同龄或稍大点的小孩们的欺负,回家还不敢告诉母亲,因为母亲知道后,总是不问原由先要责怪我,并告诫我:“女孩子在外边不要惹事生非”,母亲不允许我和任何小孩吵架和打架。

1949年,我和两个弟弟随母亲回老家探亲。这是我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天真稚嫩的我对祖国充满了憧憬。因为在回国之前,我的哥哥——我父亲和原配妻子所生的儿子,经常跟我说,在祖国,过年是最好的时光,因为过年有好多好吃的东西,能买上一件新衣服,买上几挂鞭炮,除了吃好的还能玩好,还不要干活,过年是最幸福不过了。此外,我平时从父亲的口中得知,在祖国赶年集也是过年的一大乐趣,过了腊月二十的逢集日,都叫年集了,那时的集市上年货特别多,热闹非凡,集上人山人海,卖对联的、卖灶神爷的、卖过门前子的、卖花的、卖泥娃娃的、卖鞭炮的摊子前水泄不通。自从接到哥哥的信,母亲准备回国探亲后,我就开始数着手指头盼回国的日期,渴望早日踏上中国过大年,总感到时间过得太慢,恨不得把家里的日历提前撕到过年这一页。

庆幸有酸甜人生

那年10月,我与母亲及两个弟弟回到莆田西天尾上山村老家。当时,国内还很困难,我发现老家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玩。对我而说,最难的是吃饭的问题,我自小没有摸过筷子,一时间要我用筷子吃饭,简直比登天还难。我在印尼的时候几乎都是吃面包、牛奶和咖啡,而到了老家天天吃稀饭。这种生活反差,令我十分不适应。最初,我和母亲决定在老家玩3个月后就回去印尼。没有料到,回到莆田没有多久,便有媒婆上我老家提亲。翌日,媒婆便领着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到我家。男方也是刚刚从印尼回来的归侨,人长得精神帅气,加上性格活泼乐观,情窦初开的我一下子被他的气质所迷醉。我们开始交往,男方的母亲(即我后来婆婆)应允我们结婚后一起到印尼生活。于是,我们便匆匆忙忙地去办结婚手续。结完婚后,母亲带着大弟弟回印尼去了。

出乎意料的是,等我们结完婚后,我丈夫的护照竟然过期了。我们经过多方奔走,最终还是没有结果。此时,我有些后悔当初鲁莽的决定,但为时已晚,只得随丈夫安下心来过自己的生活。那时,我和丈夫的工资都很低,丈夫的工资除了留给我们母子几人的生活补贴外,还要给在老家生活的婆婆一部分。当时生活十分困难,丈夫知道我在印尼时过着“大小姐”的生活,为了不让我吃苦,有点好吃的他自己更是舍不得吃,就留给我们母子几人,他自己却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

丈夫当时响应国家的号召,从莆田商业局调到顺昌一个冶炼厂工作,我们全家跟着到顺昌乡下落户。此时,我“大小姐”的个性已经被生活消磨殆尽。可以说,已经成功地从“大小姐”蜕变成一个农妇。那时,虽然我的年龄不大,但是农活我几乎样样都干过,诸如割草、拾粪、喂鸡、锄地等。

1967年,我随丈夫来到了三明钢铁厂,成了动力车间的一名工人。此后,我都在三明钢铁厂上班,一直到1980年退休。

我的人生充满酸甜苦辣,那美妙的童年和坎坷的成年阅历,使我很快成熟,但是,我很知足,我很庆幸自己有着这样特殊而丰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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